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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藩王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先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
藩王如果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必须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很有可能会被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
如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请有司饮酒。
如王府发放等一应事务，地方官员都需要立即奏报朝廷，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会治以重罪。
就连遣派给藩王府的官员，也改用年纪大而一直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或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闲散职位。
对宗室的约束还有：
不得参与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不得擅自来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圈禁，就连同行之人，也会被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
宗室不得擅离境外，如果居住城外乡村，就算有百里之远，每十日必须三次到府衙签到。只要有一期不到，就会被拘拿墩锁，定罪议罚。
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私自与当地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参加每年的宴会。
请名、请婚要求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于会有不少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也导致许多皇家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
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被打下了神坛，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
那些好饮醇酒、喜欢女色的藩王，因为他对朝廷没有威胁而往往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变相地鼓励他们做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
朱氏宗亲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寄生虫（注2）。
各地藩王由此被朝廷严加防范，像养猪一样的养着。朝廷，严禁他们参与军政。
就比如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讨伐入侵的蒙古人，被朝廷毫无悬念的拒绝了。
又如在原本的历史上，在明末清兵进逼京师，唐王倡议勤王，竟被废为庶人。
这样纠枉过正做法的恶果，明末逐渐呈现出来。
在原本的历史上，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上吊自杀，而太子朱慈烺和崇祯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在兵荒马乱之中失踪，神位一时无主，忠于故明的一些大臣从被当猪养了两百多年皇室宗亲中，竟然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可以担当大任之人。
这也是清兵入关后，南明几乎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抵抗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大明朝廷对藩王的严加防范，所以，天启皇帝虽然对他的三皇叔朱常洵心有疑忌，但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但一个能跟他父亲、先帝朱常洛斗上几十年的人物，朱由校绝不敢心怀轻视。
董宣武不像他表面上的那么简单，不是一个喜欢说狂言、出惊世之语哗众取宠的人。这一点，朱由校已经渐渐体会到了。
现在董宣武突然提起福王朱常洵，其中必有原由。
朱由校心中那根弦顿时被触动了。
“事情还要从臣进京遇刺的那件事情说起！”董宣武缓缓说道，“臣曾经向陛下禀报过，遇刺案发生后，臣曾私下扣下了一架诸葛连弩，作为秘密查寻刺客身份的线索，陛下还记得吗？”
朱由校的好奇心一下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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