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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蓟门漏敌，尾蹑绕远，顿兵不战，人们对他的议论已经“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了。
京师中街闻巷议，袁崇焕为了与建虏成功议和而“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已经言之凿凿，活灵活现。
“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息兵养敌，戕害友军”等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案桌上，“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其中影响力最大，让崇祯最终下定决心的应该是温体仁的奏疏。
此时，温体仁也正处于被弹劾的风波之中。而建虏入寇，正减轻了他的压力，并被他所利用来摆脱困境。
温体仁的优点是有超强的政治敏感，能“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议人论事，往往一矢中的。
而这次弹劾袁崇焕，他着重在“东奴入犯，皆繇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君，而阴与钱龙锡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上做文章。
这道奏疏就是导火索，本已经疑心重重的崇祯再也忍不住了，毅然决然地传见袁崇焕。
召见的地点，依然是平台。
在这里，袁崇焕大言不惭，获得了崇祯的信重和全力支持；也是在这里，袁崇焕被“拿掷殿下，投入诏狱”，祖大寿则被吓得惊骇而股栗。
面对崇祯皇帝“致敌犯阙、射伤满桂、逗留不战”的质问，袁崇焕无言以对。
也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大明帝国的储备，还有无数百姓因辽饷而流离失所，甚至是揭竿而起，就换来了现在的局面，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或许，在袁崇焕的计划中，随着建虏抢掠够了退兵而去。他以追击为名带着关宁军尾随欢送，借机出关。
只要到了宁远，皇帝想再治他的罪，也要顾忌他掌握的关宁军，好好地掂量掂量。
但崇祯有些冲动的决定，出乎了袁崇焕的意料，他只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尽管有大臣上奏，以“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来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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