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要全部交出来，当然她想能多留一些，因此软禁在房子里好些日子。　　姆妈还讲“盛老三”的事。他没有走得脱，夫妻隔离查问，两人招的口供不一样。我想，审问的人一定很机灵，有察颜观色之才能，用了挤牙膏的方式，像这种情况的人家不少，这些暴发户，他们差不多都是南柯一梦吧！　　二姊家我是极为担心，总不想问知她家的情况，料想不可能好，干着急不好受，但又猜想她的特殊好友们都已从重庆回到上海，应当助她一把。可能问题没有这样严重吧！想不到有一天的傍晚，二姊夫亲自打来了电话，他说：“茶，我要动身走了！现在大家都来这里，你一定也来，我叫汽车来接你。”我回答他说：“我在生病呀！不能前来了。”他唔了一声说：“真的吗？”我答：“是真的，你保重身体。”讲了这句我难过极了，心乱了，想勿出有什么好往下说的，也没有问他动身往哪里去？但我又说了一遍：“你保重身体！”两边便都挂上了电话筒。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知道他往日本去了，和日本人一起走了。我回忆他对我的诚意和关心，并且不忘记我说过的话，他在日本，“茶”要用日语讲，我相信他老脑子里是忘不了本国语言的，他肯定想回祖国，掉不下这班妻儿老小的。　　可是在两年后，姆妈告诉我，他在日本生病，已去世了。他向我告别时，我身体是勿好，可也不是病得不能出门，为什么不去再见一面呢！　　当他走后，二姊搬了小房子，她太胖，不到两年中风而死了，我一直没有关心她，所以在今天我的脑子里忘不了这些事，真是遗憾终身了。

    与悲鸿最后一见

    洵美的身体稍微健康点儿，便和我去看徐悲鸿，这时他已和廖静文结婚，生了两个儿子。　　我见到了廖二嫂，她年纪很轻，也美，穿着时新，比起蒋二嫂大不相同，听说她是二哥的学生。　　我见到二哥，他比以前老了，发胖了，穿着长袍更显老态。　　孩子尚小，我们去时，正在睡午觉。二哥带我们到他俩房间看看，只见他俩同睡一张床，睡得正香甜，我们便轻轻地退了出来。　　到画室，看到桌旁画好的一卷卷的画，插在一只大圆口、高而直通的一只圆形瓷瓶里。当然另外还有许多画。另外有间房，壁上挂了很多油画，我们去了不到两个钟头，看到了人，也看到了画，便告辞了。大家很高兴，夫妇俩送到大门口。以后洵美再也没有去过北京，和二哥也就是这最后一见了！　　从徐府出来，走到王府井大街，洵美念念不忘孙大雨的那只雕刻木橱，说去找找看，当然失望而归。这种特别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哪里会有？要碰巧有人卖出来才行。

    罗隆基请吃烧卖

    又过了两天，洵美和我上老罗家。他已去过，路已熟悉，我这是第一次。这房子是平房，当然和一般人的四合院不同，进门就见到水泥地的园子，中间有个小型喷水池，但没喷水。北面有个长房间，南面是个大客厅，左、右各有房。我们就坐在客厅里，都是很大的红木桌椅，那时客厅里没见沙发，是中式气派，但我感到室中太空。　　他告诉洵美，对面是小会客间，周总理来就在那里坐。　　我们也没有多少话谈，告辞了。他送到门口，说过两天请我们一同去八面槽的雨花台点心店吃烧卖，是很有名的，到时他来接我们。　　到了那天下午，老罗乘了一辆旧汽车来接我们。到了那店门口，有个院子，要走进去才是饭厅。记得我们在楼上单独的一间里，这店不大，老式的，不一会便送上烧卖一大盆。老罗教我们怎样用筷子夹在它的搭头上，其中有一包汤，外面皮子不会破，这就是特别的地方。吃时轻轻咬破皮，先把汤吸了，再品尝，我们尝到了这个味道，真是名不虚传。　　洵美的身体老觉疲乏，外面的活动全在我。陈济严为我作向导，经过一次导游，以后我便认识了。我的普通话讲勿好，常常讲得像外国人说中国话即所谓的“洋泾浜”。好在北京话我都听得懂，难得要翻译。

    我得奖洵美被捕

    我在淮二居委会当1754弄的小组长是1952年开始的，后又兼卫生主任，工作上有了少许成绩，1957年徐汇区人民政府给爱国卫生积极分子发奖，整个居委会只发到一张奖，这一张奖是给我的了。区里开了授奖大会，那天，在衡山电影院里，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参加会议的有企业领导，也有居民代表，到那里先听领导作报告，然后发奖。企业的同志先上台领奖，居民在后，呼到我姓名，这时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