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涉世未深的你:当你害怕时一定要面对

东·河西

    海水在落日的余辉中泛着金光，游人三三两两地躺在码头上，白色的海鸥飞来飞去。这是悉尼最著名的达令港落日。我捧着一大杯可乐坐在岸边，身边是一大堆报纸，上面的招工广告都被我翻烂了。这是我第七天坐在这里了。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到达令港买上几份报纸，坐在这里打电话找工作。因为这里是市中心，离CHINTOWN咫尺之遥，我可以在打电话后快速地赶到打工地点。　　又一天过去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离交房租的日子又近了一天，银行账户上的钱除去交学费已经所剩不多了。我必须在开学前找到工作赚些钱，这样开学后就可以专心读书了。从来没觉得钱这么重要过，但现在甚至到了要为三餐担忧的份上了。我的午饭从麦当劳套餐一度变成了薯条加可乐。　　终于在第十三天的时候，我同时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一家中文报社，一个是一家越南餐馆。看在钱的份上，我同时答应了两家。白天的时候在报社做记者，晚上就到餐馆端盘子。　　每天早上，我都搞得像个白领似的，衣着光鲜、洒着香水、出席各种记者会，跟那些参赞、议员以及活跃在CHINTOWN的头头脑脑们握手举杯；到了晚上，脱下水晶鞋，换上服务员油渍渍的工作服，收拾杯盘狼藉的餐桌，在后厨房里忙上忙下。白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端着优雅的架子；晚上的时候，要吃苦耐劳，随时听候厨房的传唤。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若以此计算，咱们的有生之年不过是在河东河西两岸跌宕起伏几个来回而已。而报社与餐馆不过两街之隔，我一天就把河东河西走了个遍。　　看在钱的份上，我同时答应了两家。白天在报社做记者，晚上就到餐馆端盘子。报社与餐馆不过两街之隔，我一天就把河东河西同时走过。&nbsp&nbsp

    精品意味着多次回炉重造

    18岁以前，我们统一的身份是学生，只是根据年龄的不同，论资排辈，六年一升三年一长，最终向“大”字头衔迈进，其中的历程着实乏善可陈，惟有迈进了大学这个门槛，才稍有喘息之力。那个时候我们最爱以哲学的名义讨论讨论我是谁我的价值这样的无聊话题，其实心里都自命不凡自鸣得意。　　1995年的时候，我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咱恰逢少年，又深受各种名人传记的毒害，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从一等奖学金到团总支副书记，一切都被咱轻取囊中。大学毕业，咱一边忙活着留洋，一边在报社上班，尽管年纪不大，但也常被当作记者老师供着，一句话概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找不着北。　　2000年6月28日上午11点，我被卸在了悉尼国际机场。这个日子是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当作梦想成真的时刻，而实际呢，则是我一步一步被彻底打回原形的开始。　　咱没别的功夫，但是自信读书考试这本事十几年磨练下来，对付那些头脑简单自由懒散的洋鬼子按道理应该毫不含糊。谁知道，这正是我受重创的第一步。我学的是新闻，一上课就傻眼了，除了一个香港女生外，其他同学无论黑白，清一色都是母语说英文的鬼子。新闻这行就是靠听说读写吃饭的，尽管咱的英文苦学多年也不赖，但是，跟这些生下来就说英文的鬼子比写文章，虽然咱也得过几次高分，打过几回胜仗，但比起来确实有点不靠谱儿。　　一直以来，支撑我的信条就是“别人行的我也能行。”尽管据考证这是条来自鬼子们的警句，但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却灵光。你以往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在这里统统都玩不转了，而且横在你面前的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让你觉得怀疑甚至绝望。　　后来遇到很多在国内事业有成的人，心境也基本相同。无论曾经在国内怎样，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就只是一个自然人。国内的很多影视明星说起自己的留洋经历的时候，说自己是个普通的留学生，请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谦虚，在咱们的游戏规则中，你是老一，可是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你必须洗牌重来，再赢了才算数。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破坏和否定；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大学刚毕业，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就算输都没什么好输的。但是那拨三十多岁到异国打拼的留学生现在想来确实让人佩服，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　　2002年的春天，我拖着那只与我一起闯荡过澳洲的红色行李箱来到了北京，很快混进了一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地方工作，从最初级的活儿干起。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同事曾经很感激地对我说，以前老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但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平静了很多，你折腾了那么久，拿着洋文凭，不也在跟我干一样的活儿吗？确实如此，到了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两年的留学生活，其间艰难险阻不足与外人道也，终修得正果，蓦然回首却发现又要从头来过。　　一位过来人曾经告诫，海龟必须要经历两轮磨练，在国外时忘掉自己，彻底国际化；回国以后再忘掉自己，彻底本土化，如此说来，我不过刚刚走完了第一回合，又被打回原形，回炉重造。上帝他老人家造人的时候，也一手捏不出个人型出来，其中必然也要三番五次打碎重来，次数越多，你就越可能是精品。　　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nbsp&nbsp

    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最怕别人叫我“海龟”，就算在我刚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海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臭大街。在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有些日子，中文说得还不是那么利索，但也咬着牙把溜在嘴边的英文单词给吞回去，生怕露出马脚别人认出来，“嘿，这儿还有只海龟呢。”　　让我如此恐惧的原因有三；一是，跟那些泡过哈佛耶鲁，和从硅谷爬回来的海龟相比，咱大不了是个呛过几口盐水的小鱼小虾，腆列其中，怕有点对不起同类；二是，说远点，如果将海龟的来历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把胡适之、林语堂之类的大方之家算做近代海龟的鼻祖的话，我就更不敢往海龟这顶帽子下钻，实在怕辱没先贤，尽管最早咱也是奔着学贯中西这条道儿去的。　　当然我并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其实让我最痛的是第三点，最怕别人顺藤摸瓜问我为什么回来，我总是禁不住以小人之心来猜测，潜台词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回来了吧？！如果我回答说：“曾经有一个绿卡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不想要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去选择，我还是不要它！”估计听到这话的人不少会扼腕兴叹：这孩子脑袋准有病！　　在学校的二三百号中国留学生里，像我这样铁了心回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张绿卡的人，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圈子里，没几个不是看见绿卡眼睛就发绿的。在澳洲的两年里，对我发出过这样感叹的人不下百十号，企图通过批评、教育来拯救我的热心人士也不在少数。临回国前，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东北大姐，看见我拎了一大堆绵羊油、袋鼠罐头就知道是要回国的同胞姐妹，上来跟我搭话说，拿到身份要回国了吧，　我说没有，这个大姐立即关切地说：“妹子，要弄个身份办法可多了。”　我立即打断她：“照着《移民法》咱哪儿条都不缺。”　“那怎么不拿个绿卡再回去呢？”　我说“不想”。　她老人家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在想：这孩子脑袋准有病！　　这话如果从大了说，那是因为咱有一颗爱国心，其实不出国不知道自己爱国。你一定是在远离了自己的土地、文化和同类的时候，才能很时时刻刻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以至于在读书期间回国探亲的时候，朋友都觉得我不是出去被资本主义洗脑，而是到咱们的革命圣地去净化灵魂了。所以，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