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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山知道的最清楚,但可以肯定,他是可以排除在外的。我了解他的为人,而且在应对这件事上,我们是通过气的,为了我,他不会乱说。
闻川也可以排除在外的,我和霏雨的事情,他或许知道一些,但肯定不会那么详细。不过,这些天来我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将前后情景联系起来看,我不明白霏雨见到闻川后,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怒,也不明白,上次闻川和李主任等看望我时,为什么到了病房却又借口离开了?
闻川是真的有事,还是故意躲避?难道她和霏雨真的认识么?
现在来看,最大的嫌疑就是唐静了。
前几天她到医院闹,又打电话发信息缠我,这我都能理解,但她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透露真相,这样对我非常不利。不管怎么说,如果是她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会更加讨厌她的。说开了,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我们越来越远。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针对吴书记的紧*,我说:“吴书记,不知你说的什么意思!”
“意思非常明确了,还让我把结果汇报你吗!”吴书记终于忍受不住,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们先回去了,此事没有结束,你好自为之吧!”
“这是恐吓!”我也忍无可忍,愤怒道,“吴书记,我受伤刚刚才能下床,对病人如此,不觉太过份了吗?”
“你是咎由自取!”吴书记出门时,重重地甩一下句话,“不难为你了,出院了再说!”
“那好吧,”我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人是刀殂,我为鱼肉,如何处理,息听尊便了!”
吴书记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满脸的疑惑。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
是的,我就是这样让人不可理喻。
我暗下决心,要继续拖延下去,与吴书记等人周旋到底。但是,住院费太高,不上班还要被扣工资,所以我和霏雨商议,决定早日出院。
住院期间,霏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曾陪霏雨去作检查,大夫没有确诊,说这医院是伤骨专业,水平有限,要弄清病情,还是到和谐、解放军等大医院再做检查吧。
霏雨的病情不能再拖,为能使她早日检查,即使不怕花钱,我也必须出院了。
周一,办理完出院手续,我一瘸一拐地来到办公室,没想到专组很快得知消息,在办公室没呆多久,吴书记便把我叫去了。
在吴书记办公室,他笑哈哈地说:“隔壁为你准备了一个单间,原先的办公室,就暂时不要再去了!”
我说:近期出了这档子事,工作托了很久,好多事情需要处理呢。
听到这些,他意味深长地笑了:“放心,工作上的事,有人去做。从今天起,你被停职检查了!”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问:“为何这样?这样对我太不公平!”
“‘人为刀殂,我为鱼肉,如何处理,息听尊便!’这可是你的表态啊,怎么,反悔了?”
无言以对,我眼里冒火,仇恨地望着他。没想到,上次医院时我说的气话,他仍然记着呢。
“好了,要老老实实地进行反醒,什么时间想通了,想明白了,就主动找我汇报!”吴书记不耐烦,“去吧,去隔壁那个单间!包括公休日也得呆着,没有专组同意,不要随便乱跑,当然,午餐时间可以离开的,晚上吗,也可以回家去住!”
没办法,我只好按要求去办。
我的办公室在十楼,单间位于我们室矮一层的正下方。来到单间,除了一张布满尘土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外,没有其他物件。等我将桌椅擦拭完毕,又拖过一遍地后,我已是大汗淋漓了。
座下来,我东张西望,开始还觉得不错,自嘲地感慨:“奶奶的,不用工作,也没人打扰,停职反醒,还是挺不错的玩意儿!”
然而,很快我便意识到错了:没人来看我,也没有书报可以消遣,他妈的,犹如坐牢!
是呀,文革中治人惯用的伎俩,现在又被翻了出来,这简直是限制人身自由,连休息日也不能离开,和坐牢有什么区别呢?
呆了会儿,我忍受不住,又到隔壁去找吴书记。
看我进屋,吴书记又哈哈地笑,问:“年青人,想通了?”
我说:“该交待的都已交待过了,在那间屋里呆着,没什么意思,我想立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这么说,还是没有想通啊,”吴书记突然止住笑,“对你这样处理,这是部领导对专组的指示,还是回去吧,什么时候想好了,再来找我!”
我自讨没趣,一脸尴尬地返回单间。唉,没办法,还是继续反醒吧!
慢慢静下心来,我想,也许吴书记说的对,我是应该认真反醒,仔细梳理一下了。
——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看,自己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遭遇事故后,谁让自己撒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甚至连交警也招惹了呢?
——打架斗殴,是对公务人员明令禁止的行为,我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单位对我调查处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啊。
——后来我又自嘲地想,这种无奈的转化,或许就是“反醒”的作用吧,文革中惯用的办法,在我身上或许见到了效果。
不过,我也得感谢专组,感谢吴书记,在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同时,庆幸给我留了一点小小的空间:在这里,我可以往外打电话、发信息,中午可以外出就餐,晚上下班后也可以回去居住。
退一步讲,在这间小屋里,我必须自得其乐,反醒期间,除了写份检查外,其他的工作与我无关,正好可以休息几天呢。
期间,我一直与霏雨联系,不过,为了避免她的担心,并没把被反醒的情况告诉她。每天晚上回到家里,我都装出一幅快乐的样子。但是,或许并不擅长伪装,霏雨还是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尽管没有问我,却越来越忧郁了,这令我有些放心不下。
另外,更令我挂念的是,她的病情似乎严重了,脖颈上的肿块越来越大,而且好象出现了压迫的症状,时而咳嗽、胸闷。很显然,她已不能再耽搁,必须得到医院做全面检查了。
可是,我正被隔离审查,近些日子陪她检查是不大可能的事了……
我焦躁不安,忧心忡忡。
晚上,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时光。同居的生活,尽管都很疯狂,但激|情过后,霏雨脸上流露出失落的表情,她几次提到,不去演出,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决定为她寻份一份新的工作了。
为了安慰她,一方面,我为她联系入院治疗事宜。另一方面,多方打听,试图为她联系一份合适的工作。
关于为她检查治疗的事,我想起了一位女同学,她妈妈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平时称呼她陈阿姨的,或许她能帮助我。前几日,我就和同学取得联系,她将情况和妈妈说了,陈阿姨说可以择日来检查,但必须是白天,如果住院,则还须再呆几日,因目前床位太紧张。
我的想法是,无论我陪同与否,霏雨都得要去检查了。
关于为霏雨联系工作的事,我也进行了努力。第二天傍晚散步时,发现小区旁有家广告公司招聘人员,我带霏雨去试,没想到简短协商后便达成协议,霏雨第二天便上班了,主要任务是打字兼设计,薪水虽然比酒吧低的多,好在她对这份工作还算喜欢。
对此,我的想法是,在广告公司打工,挣多挣少都无所谓,只要她心情愉快就行。
周三,吴书记外出开会了,专组由胡主任主持,继续对我询问审查。
这次询问,胡主任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问我:与医院里见到的那位女孩(指霏雨)到底什么关系?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打架斗殴住院是不是因为她?
“女孩是我的同学,我们是很纯洁的同学关系,”我肯定地回答,说到这儿,接着反问,“和同学一起,不违反纪律吧!”
“什么?女孩是你的同学?”胡主任有些不耐烦了,“别演戏了,据我们所知,那位女孩根本不是你的同学,而是三里屯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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