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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几天，杨锐的工作是选人面试。不光了解学术背景，还要了解家庭背景，乃至于性格等方面的因素。北大给他的名额是极少的，再次找蔡教授确认以后，杨锐也只是得到了两个名额。换言之，在选了苏先凯以后，杨锐手下有编制的职位，就只剩下一个了。如果是在国外，独立实验室的所有人可以自己出钱雇人，编制云云也不牵扯。但在国内，编制是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多少人拿着最低工资，一连五年十年的，就为了等一个编制。在大学里，编制更加重要，有编制的随便怎么样都行，没编制的，几乎是诸事皆不宜。一般的实验室都有一两人的编制，如唐集中的实验室比较强，也就是三个编制，蔡院士给了杨锐两个编制，其实是因为杨锐本人并不占编制，否则还要更少。不过，杨锐选人却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名额。他手底下还有一个华锐实验室呢。作为准备开发PCR的实验室，光是黄茂一个人可是不行。杨锐可不像是历史上的PCR，慢吞吞的做上几年的时间。实际上，PCR真正出成果的时间，也就是大量资源倾斜的半年时间。集结资源，准备资源，倾向资源，这是做自然科学的主要方式。而人力资源的集结，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相当困难的。对杨锐来说就更困难了。而这一次，或许就是杨锐见到最多次小牛的时间了。一只大犇的发育是非常耗费时间的，30年不长不短，可以说是小牛发育的时间中位数，像是施一公那样，能用20年的时间成为大犇的，少之又少。当然，他这20年是走了最短路径的，在世界中心读书，回国做大犇——严格来说，他还没有做到世界中心的顶端。美国有几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要成为这一层的存在，运气将是很重要的因素。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说明其水平就比诺贝尔奖获得者弱，但在获得资源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明显强悍，如此一来，越早得到诺贝尔奖，其实也等于获得更多的资源，会因此而发育的更加健壮，牛体也更丰满。杨锐的实验室里并不需要成长后的大犇，其实，人过中年，直接做实验的就不多了，大部分是依靠大脑指挥科研狗们做实验。而科研狗的好坏，在某些时候，就成了成败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科研竞争就等于是斗狗了。狗主人可以凭借眼光选种、培育、饲喂和训练斗狗，就像是实验室负责人可以凭借眼光选人、培育、调整和训练科研员，但到了斗狗场上，到了实验室里，负责人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一切全看狗群的发挥。就杨锐来说，现在便是选种并买狗的时间了。而且，这弄不好就是他能见到最多狗种的时间。以后再见到的幼牛，估计多数是长江学者了。杨锐一边这么想，一边将几名未来的长江学者的履历表放到了右边的蓝色盒子里。他的桌上已有三个盒子，红黄蓝分别对应三个水平的幼牛。北大的实验室只能招一个人，自然不能选长江学者级的，虽然长江学者在中国科研界已是超出大牪水准的高手了，但选择就是这样子，竞争太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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