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的幸福：中国女老板情爱实录

来，我和他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可也是 大学同窗。我们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进的校，在北京化工 学院上学，对了，你在《家庭》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写中国首个下海大学生事迹的 文章里的主人公就和我们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专业，在学校时也不熟，不过我 挺佩服他的。　　 我和我丈夫没他那勇气，敢放弃国家分配，自己走一条路。我们都是老老实实地 接受了国家、其实就是学校的分配，我到了江西一家药品研究所，他本来可以回 老家广州，但为了我，宁肯到了当时还贫困落后的南昌郊区的政府部门。 我们是大学三年级时谈的恋爱，在那时候，有点算早恋了，因为好多当过知青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了挽回失去的学习机会，有的都过三十岁了，还不敢谈恋爱。 不过在我看来，这也算对他们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报应。我们这些所谓小 弟弟小妹妹们用不着压抑自己的情欲，而且谈恋爱对于激励学习热情有益无害， 反正对我和我丈夫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先是在图书馆里约会，在阅览室明亮的灯光下，我和他一人捧本硬壳精装书 ，一边阅读，一边给对方写小纸条，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以前一星期也就 去一次图书馆，从相互间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意之后，几乎每天都钻图书馆。后来 我们的约会升级了，到大学后面的田野中去，那时北京连三环路都还没有，我们 学校后面就是菜地。在菜地里，我们闻着没有采摘的蔬菜的芳香，天南地北地聊 着，终于有一天，他抱住我，说出了已经被人类说了几千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 ”。（笔者一笑：“这是人类重复次数最多、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一句最 真实的谎言。”）　　 暑假时，他把我带到了广州他的家，他父母都是干部，对我挺满意，还把祖传 的一串项链挂到我脖子上，算是把我当成了准儿媳妇。就是在我挂上了他家祖传 项链的第二天，趁他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我搂到他的床上，不由分说地 脱去我的衣服。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少女的本能让我抗拒了一下，但最终 还是和他发生了关系。完事后，我看着床单上的几块血迹，哭着对他说：“我是 你的人了，你一辈子都不许再和别的女人有这种事。”他一边吻干我的泪水一边 向天发誓：“绝不会。” 毕业前，我不小心怀过一次孕，把我急得差点去自杀 ，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像现在，那时在校大学生别说怀孕，就是被老师 发现有男女关系都要全校通报。幸亏他父母在北京有老战友，托他们给找了家医 院，悄悄做了人流。　　 我们工作后第二年就结了婚，本来可以晚两年再结，事业上打点基础，经济上也 有点积蓄，可因为当时我们单位只能在单身宿舍给我一个床位，他们单位给了他 一间平房，尝过了禁果的我们除了情感上相互思恋以外，生理上的冲动也需要得 到满足和宣泄。一般他不到市区来开会，我们只能一个星期相聚一天，这一天对 我们很宝贵，我们要是不结婚，我就不能在他那里留宿，否则会被人认为他作风 不好，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他是他们单位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单位对他很重视，所以在我们结婚时，破 例分给了他两间平房，外加一间小厨房。我们家给了三百元钱，他们家给了三千 元钱，再加上我们工作一年积蓄的一千元，买了些家具，布置出一间挺温馨的卧 室和一间客厅兼书房。但我们约定，虽然结婚早了点，但为了事业，孩子晚点要 ，起码要在三十岁以后。　　以后的几年中，我们过得平平淡淡，但也恩恩爱爱，平常认真工作，周末 聚在一起，不是改善生活，就是到南昌的风景名胜地去游玩，放年假时，我们还 跑到庐山去玩。反正没有孩子拖累，两人世界自有两人世界的乐趣。　　 到三十岁的时候，我被评上了中级职称，而他被提拔为科长，（实际上我还在干学 的专业，）他已经从政走仕途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所在的那家药品研究所不再 属于事业编制，而是直接划归了一家药厂，我们单位几十个科技人员不愿到那家 经济效益很差的药厂，纷纷找关系走后门，调到了一些别的科研部门，而我找不 到关系走不了后门，只有和几个勤杂工一同去那家药厂上班。没想到那家药厂看 研究所的骨干都走了，干脆只接收了研究所的设备，说是人一个不要，我只好去 上级主管部门告状，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工资由上级主管部门发放，让我在家先 等待一段时间，有合适的单位再安排我。　　 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岗女工，哭、闹都没有用，只有面对现实，正好我也想充 充电，便借这个机会自费到母校去进修了一年。进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江西民 营药厂的厂长，他是来北京寻找人才的，可一些博士、硕士不是想到外企就是要 到大的研究机构，对民营企业根本不感兴趣。他得知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毕业后 愿不愿意到他的厂里去工作？我说不能调动，但可以以兼职的身份去试试。他对 档案之类的东西无所谓，只要人能去就行，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丈夫很支持我 ，结果毕了业我就到了设在赣州的这家民营药厂，担任了开发部部长。

    生产出多少良药也治不好爱情的心病（3）

    厂长给我的工资并不高，也就是外企的四分之一，和国营单位差不多，但在合同 上写明若是开发出新药，我可以享有百分之三十的分成，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 ，一是厂长很舍得在新药开发上投资；二是我的价值能够通过经济的形式体现出 来。　　 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我还真的研究出一种新药，这种药对抑制新型的感冒病毒 很有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验，新药通过了专家的鉴定，被批准上市。由 于疗效不错，这种新药的销路非常好，给厂里带来了巨额利润。但这时厂长的农 民意识暴露出来，他不想兑现合同上应该分给我的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只是把 我提拔成管新药开发的副厂长，工资增加了两倍，买了一辆桑塔纳奖励我，而应 该给我分成的两百万他总是找各种借口说以后一定给我。开始我听信了他的话， 觉得他这的研究条件还不错，等他赚了更多钱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兑现。没想到又 过了大半年，他还是没有兑现，我三番五次地找他，他跟我翻了脸，说他跟我签 的是无效合同，我只是他雇佣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占有股份。一怒之下，我把他 告上法庭，可他在当地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网，一审二审我都败诉了。官司虽然 输了，可由于新闻媒体的介入，我在江西一下子有了知名度，不少人都知道我既 能开发新药，又能进行药厂的管理，纷纷来找我，让我到他们的企业去。　　 对民营企业，我还真有点寒心了，他们那种农民意识，家族式管理，我很难适应 。正好这时接受我们药品研究所的药厂濒临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抱着死马 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请我出山，说我还是国家干部，应该为国家分忧解愁，希望我 去担任那家药厂的副厂长，但不设厂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家药厂是正处级 单位，我是中级职称，相当于科级，而科级不能一下子就上正处，先过渡一下， 一年后就给我破格转正。我当然愿意回到南昌去，回到我心爱的丈夫身边，在赣 州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是一个月才能和他见上一面，一见面就会扑到他怀 里，久久地不想松开，而要分手时，更是要他哄着才走，有时到了车站又跑回家 去，硬是再和他做一次爱才恋恋不舍地上路。能够回到南昌来，就是不当什么厂 长也行。　　 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显示出改革的力度，跟我签订了一份经公证处公正的合同，主 要内容是我要开发出新药并获得经济效益使药厂扭亏为盈的话，药厂立即转为股 份制，我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股份，在这之前我要押二十万风险金，三年之内药厂 还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