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问题中涉及“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概念，这是来自海外理论界的范畴，有相当特指性。***先是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否准确？其次是套用于中国文学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很专门的话题，因此我不想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讨论问题。当然，您的问题我基本是理解的。我们的文艺作品的确有一些比较照顾大众的审美习惯和传统观念的作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小说工厂”乃至“文化工业”也初现端倪。但中国也有很多写这一类作品的作家，并不以商业为目的，而是自觉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因此用西方的“大众文化”概念来套用他们，是不合适的。这些作家在审美上比较照顾读者既定的欣赏习惯，在观念上比较尊重中国传统观念。这样的作品也能够满足读者审美的需要，满足传承民族美好品质的需要，也为满足群众的文化利益作了贡献。另一类作品套用“纯文学”的概念也同样是不准确的，但其内容和形式上确有些更偏重于“提高”。内容上，它的责任是为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通过作家的作品，表示作家对人生对世界崭新的认识，用一个重新铸造的世界来引导你、征服你，深化你对人生和世界的感悟与认知。在形式上，它常常是推翻了我们传统的审美经验。比如莫的《红高粱》，写“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奔跑时中了敌人一枪，“欢快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他用了“欢快”这个词，使这一人物和整个作品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熔于一炉。在大多数读者的审美经验中，好像前人写死亡没有这样写的，你不能不对此产生新鲜感甚至震惊感。但同时你又会被这一画面感染了，征服了，你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审美经验。这种崭新的审美经验的获得，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更不是被故弄玄虚的理论家吓服的，而是在被崭新的艺术手段的征服过程中，逐渐提升了审美的境界，丰富了审美的经验。这种偏重于“提高”的文学，是文学展的必须、创新的必须，没有“提高”，同样不能满足读者开拓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和艺术境界的需要，也是违背大众的文化利益的。但是，这种提高，决不靠故弄玄虚，更不靠拒人千里，那样的“纯”和“高雅”，不仅达不到“颠覆”读者审美经验的作用，反而会被读者所“颠覆”。所以我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的女儿，只要是看不懂，不被感动和吸引，看半截也可以扔掉。因为这样的作品只是满足了作者一点自作高深的愿望，或者成为一些评论家故作高深的文本，你不要被他唬住。
在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有一些说实话的人，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道破天机”的小孩一样。
问：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有待加强和改进。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到了当代，几近汹涌澎湃。好东西很多，但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融会百家，自成一家，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搞创作的，同样有一个吸收和消化的问题，在文学的观念和艺术的主张上，应有定力。只是从国外的文学作品中横移主题，照搬形式，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生**验中掘东西，你就不能给读者重新铸造一个足以打动他们的艺术世界，所以就难免失去读者。也许某位评论家读后惊呼：“中国终于出现xx主义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其实读者看小说不是看什么主义，只是看有什么把我感动了，给我以审美的享受。
问：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与中国都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经济、文化领域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展大潮中，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全球化，这种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展会有什么影响？您对二十一世纪文化的展有什么看法？
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文化全球化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在讨论甚至争论中的话题。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理论家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过程，特别是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把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非远勿届，遗患无穷。当然也有些理论家认为不必过于夸大这一现象的后果，各个民族、各类人群，都有自己的“解码系统”对外来文化加以解读，不必杞人忧天。等等。无论是“警世”之还是科学的深入的分析考察，在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都弥足珍贵。
6.代后记（6）
我觉得，喊“狼来了”固然必须，更必须的是切切实实加强我国自身文化的建设，以开放的心态加强文化的交流，以自信的心态创造和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问：您到北京当专业作家后被调至中国作家协会当书记处书记，现在又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您认为当一名作家和在中国作协当领导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认为自己在角色的转换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我到中国作协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和作协的同志们一起去看望一些作家，给大家拜年。我开玩笑说，过去过年，都是别人给我送花送水果，现在，我得给别人送花送水果了。这就是“不同”，过去人家为你服务，现在你要为大家服务了。至于角色转换中的最大困难，或许是由专注于形象化的写作到专注于文件写作吧。
问：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格外想知道名人们的成功之道，您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答：您的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惶恐。我认为自己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比我优秀的作家真是太多了，年长的、年轻的，我一直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这也是我这七八年来愿意暂时放一放自己的创作，为他们做一些服务的原因。至于我个人，创作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有一些影响，生逢其时也。我觉得当不当作家无关紧要，是不是名人更不是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志。成功的人生应该是学会享受创造性劳动之快乐的人生，任何行当都存在着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专注于此，其乐无穷。
问：二十年的生活中，您觉得面对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二十年前有一些困难，近二十年，棘手之事不能说没有，但好像不能算什么“最大的困难”。我“最大的困难”在三十岁前已经经历过了。“最开心的事”也难说，我每天都很开心，要选一个“最开心的事”，也难。
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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