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东北籍的官员南下任职职的第一句话，就让当地新华社的记者觉得刺耳：“我们东北的国企是被你们这里的小老板搞垮的。”
在过去的那个物资极为短缺的时代，人们那是绝对没有这种情绪的。
可到了一九九六年的这一年已经是买方市场了——市场上产品严重过剩，效率高的无会抢到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处于目前的竞争格局中，那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于是乎要想维持他们的生存，一些领导提出：“只有靠政府输血了，否则的话，那是根本竞争不过其他的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
在这种情形下，经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年多的朱基，却是明确反对输血这种办法的，他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他不愿意再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意识形态春|药”。
对这位从一九九一年成为共和国副总理的朱基，吴永成近几年来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认为，在规范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工作上，这位领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基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后，先后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一九九二年十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九三年六月至一九九五年六月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可以说，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之，所分管的工作，都一直与经济工作密不可分的。
吴永成认为，作为政坛的后起之秀，朱基主导中国经济将近十年，他的经济政策和他的个性一样鲜明，也和他的个性一样褒贬不一。
在推行的诸多政策中，争论最多的也许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争论最少的，则是他自一九九三年七月至一九九六年末，带领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从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降到了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八点三，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百分之十点六，回落到百分之九点七。
时候美国１990年代的长期繁荣才进行到一半，美国经济还没被叫做“新经济”，而自１970年代以来，凯恩斯理论失灵，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难题，一直困扰各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
因此，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朱基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极少有人对软着陆提出质，而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被戏称为“十个人能提出十一种说法”。
吴永成清楚地知道九九三年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匹瘦弱的小马，在兴奋剂的作用下，拉着一辆大车飞奔，如果不尽快停下来，一旦药劲过去，就会连马带车一起轰然翻倒。
但是怎么才能既让这匹瘦马停下来，又不心肌梗塞？！
国内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并无成功经验，但失败的教训，却近在眼前——一九八八年底开始的“治理整顿”，固然让通货膨胀率从百分之十八点八到了一九九O年的百分之三点一，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百分之十点三，跌到了百分之三点八。
在当时九九三年的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十四点七，已经向一九八八年的最高记录逼近了。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终于车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的时候，被狠狠地踩了下去——但是一九九四年的情况，看起来却更加糟糕，GDP增长率下跌了一个点，通货膨胀率则上窜了六个多点，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举刷新了一九八八年的记录。
行政命令的老办法，固然见效很快是既伤筋动骨、又只能收效一时，况且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刚刚宣布了要搞市场经济不能强行再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遏制通货膨胀了。于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基副总理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朱基副总理并不是光凭着“傻大胆”的劲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
先他总结了八十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一九九四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一九九三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了缓解。
一九九四年的时候，全国金融部门银根紧缩，当时吴永成还在J省工作，也正是J省省委、省政府准备上马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全国大形势的紧迫，国家并不能投入足够的资金，任力书记这才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办法，这其中就包括向吴永成借了一亿人民币。
但同样，因为国家整个银根的紧缩，无形中就那些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了——不过，在全国银根紧缩的同时，朱基副总理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还是给予了足够的保证的。
就这样，通过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了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在一九九四年年底的时候，朱基副总理曾经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前几天的时候，吴永成注意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从宏观上对这三年半来的宏观调控，进行了一番总结。
据说，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四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
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
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
第三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
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１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这段时间，因为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也波及到了像桓毕地区这样的贫困地方——饶是吴永成和路兴民两个人，在招商引资上，还一如既往地实行重奖的激励机制全国形势都是一样的，他们这里也就得不到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于是经济学界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继续从紧通货膨胀压到最低的底线，这样有利于民生的发展；而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
朱基副总理，在这个时候的看法是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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