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

试完辽东剩下的九十一个移民屯。    若全都试完了却仍旧找不到一个支持者。    那么朕便允你自尽抵罪，而且不加罪你的家人……也罢，朕也不限制范围了。    试完辽东的移民屯之后，你还可以尝试说服大明境内任意超过五十户的自然村，只要有任意十个符合条件的自然村愿意为你担保，朕便赦你无罪。    ”

    听到这里，李贯大喜，连忙叩头谢恩。

    他知道，一个移民屯接一个移民屯地试下去，最终的结果便是一共挨上九百一十鞭然后自尽。    但如此一来。    至少不会牵连家人。    对于早已心如死灰的李贯来说。    这已经是极好的结局了。    至于说尝试说服辽东以外的自然村……如果不需要担保或许可行，因为关内的百姓没有直接遭受鞑靼人地烧杀抢掠。    而且。    尽管太祖将富户四处迁移对乡村的宗族势力有所影响，但这种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诱使族长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便可以成功。

    但是既然需要担保，李贯却根本不抱丝毫希望了。    教化政策失败后就会将担保的村民治罪，那么谁会发了疯冒这种风险？

    再说了，即便抛开这种办法能否求得生路不谈，只要一旦尝试，他李贯必将成为士林之耻为千夫所指。    那样即便活着，也会连累家族的名声。    因此，李贯唯一的选择便是让移民们鞭打出气后自尽。

    朱棣盯着李贯看了一会儿。    从那逐渐恢复平静的但又充满了死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    因此，朱棣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立威，那么杀掉李贯也就是了，顶多用点酷刑，用不着这么复杂。    朱棣之所以这么处理，其实大有深意。

    明朝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地言官群体。    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地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地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

    应该说，明朝的言官体系还是起过一些正面作用的。    比如说，嘉靖皇帝沉溺斋醮青词，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    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    其他言官冒死声援，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终使嘉靖顾忌退让。    又比如说。    万历皇帝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    亟命止歌，竟曰：我畏御史。

    既然连皇帝地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言官的约束，那么为祸甚烈的权臣和宦官自然更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权臣或权宦垮台的根本原因都只是因为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但言官的进谏或多或少总归能够起那么一丁点作用。

    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地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言官有好几类。    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    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    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    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    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    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地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    如此一来。    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    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    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    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地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    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    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    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    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    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地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    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    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地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    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地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    结果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    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地于慎行地话说。    “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    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    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    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    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    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    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    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

    当然。    直接将李贯杀掉还是不妥当地——哪怕是以“不忠”的罪名。    李贯毕竟是言官，若是直接杀他，那便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因此，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