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居于行业下段的妇女，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讲究形式的性茭了。20世纪上半叶，行内等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长三妓院也好，街头拉客的也好，都面对着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诸多新建场馆的竞争。要谈这一阶段的娼妓业，必须跨等级、跨时段地探究各种不同的从业环境才是。　　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像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对许多作者、３５尤其对书写名妓者而言，划分等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就是分门别类地记载他们感到业已消逝或已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感怀旧时、历数上层妓女生活的同时，也透出对数量激增的下层卖淫女的鄙弃或惊恐的态度。对另一些作者、尤其是书写马路拉客女的人而言，分类行动本身便成了揭露丑恶的手段，用来警醒市民，令其关注并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　　说娼妓业的分类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像之中，并不等于否定高级妓女“真的”分出过清晰的等次。她们确有等次，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她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相互之间门户森严。当我说分类是想像性的产物时，我想指出的是，那些书写娼妓业的男子在描述业内情况的同时也就为之设定了等级。对他们来说，等级就是次第排序，这不光是给不同的类型命名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阐明高等与低等的关系。作者们正是通过建立等级范畴、确定各类别的重要程度、构筑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并以话语形式巡视把守这边界，才使不同的等级得以凸现，并使之成为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等级的构建又是通过一些现成的叙述步骤实现的，作家之间亦步亦趋，互相印证，反复叙说，往往一字不差。有四个步骤最为重要，即划分地界、统计数字、区别类型、区分地域。然而，即使最详尽的分类也无法穷尽五花八门的上海性劳务状况。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妇女在性劳务市场进进出出，形成了非正式的临短工队伍，而新形式的Se情服务则在按摩院和舞厅等场所迅速扩展。因等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始终是民国晚期文字中的一个主题。等级制度虽不是稳定的范畴，但已成为人们的一套共识，并对上海妓女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社会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　　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人们其实不可能脱离开等级所划定的范畴来揭示妓女平时“真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本身几乎总是被说成为等级的注定结果。例如，虽然在有关高等妓院的描写中有时也会出现严厉的或霸道的鸨母，但“恶老鸨”在有关下等妓女的文字中出现得频繁得多。老鸨狠毒多与贪婪有关；妓女拉不到足够的生意或不肯多拉客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例，在回忆录、俗语切口汇编、新闻报道、旅游指南、黑幕故事等中多有描述。④下等娼妓被逼迫着时常卖淫，加上受虐待，无怪一位指南书作者想像她们是层层压在地狱中了。⑤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分类与统计娼妓的身心健康，无疑依情形不同而有别，如老鸨狠毒还是好心，她们是否要多接客，是否生病或者怀孕等。３６不过，但凡提到娼妓身心状况的，却几乎总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或悲叹十里洋场淫风日炽。有社会工作者报道说，一些妓女说出了抑郁的心情，感到自己低贱，心中疑惑。⑥做救援工作的在访谈报道中，亦称她们“已经失足而至麻醉……灵魂麻醉”⑦。一位指南书作者在评论下等妓女的处境时感到震惊，说“这般人工泄欲器，也已成了日常功课，已由苦而乐了”⑧。如果说，文章中描写的妓女接客愈频繁，地位便愈低下，那就意味着，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衡量堕落的最终标准是看女人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还是看上去甚至当作乐事。然此种种说法所揭示的，其实是推进现代化的改革人士及怀旧文人的心声，而远非妓女的真实生活。&nbsp&nbsp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二）

    划分地界：“此地风光不再”　　妓女的等级部分地通过地界的区划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地段就有什么样的等级。民国期间出版的大多数欢场指南以及同时期的小报文字，都以大量篇幅关注娼妓业的空间分布。作者们开列马路街道、巷子里弄的翔实名单，指明各种等级的妓院的位置，还有的记载了一些等级的妓女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的情形。⑨对这些作者来说，登录场所的乐趣看来并不只在收集和重现地名，而是在诵念地名的过程中唤起那已经消逝的世界。　　写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回忆起19世纪初叶的情形。那时黄浦江上有船舶载妓应客；妓艘游弋于停泊在港口的汽船间，舟子高声唤客，有意的商贾便请上船来。描写妓艘的文字总会提到女人之美艳，衣衫之讲究，以及江面上飘过的悠扬笙笛。到了19世纪中叶，不知何因，船妓登岸，群居于老城区的虹桥一带，所应的嫖客为广东福建的商贾。1860年间，太平军围城，许多妓女因迁出老城区，搬到了租界（公共租界始建于1845年，３７法租界建于1849年）。百年间长三、幺二妓院等不停地迁徙租界，有些资料称这种现象与西洋人来后上海日胜一日的繁华有关。　　在民国作家的忆旧文字中，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标以上海名妓的“黄金时代”。1917年时有位作者写道，从前富豪们在青楼挥金如土，故市面兴旺；对比之下，他生活的时代虽说妓院和妓女的数量大增，光景却是大不如先前，按他的说法，是白银外流的缘故。往日里，男宾云集青楼，据称只为笙箫欢歌，名流聚首；性事不说没有，却非采撷之重，倘使发生，也说成是一桩柔乡韵事，而非赤裸裸的钱性茭易。19世纪后期，上海老城区内挨着北墙的里坊为妓院麇集之所。文人们笔下收进了那里的花园、围篱、竹帘掩映中的“红衫绿袖”，还有那顾盼之间的万种风情。最高档的长三妓院亦荟萃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和宝善街（现广东路）上的弄堂街坊，许多文章怀着深情历数了这些里弄的名字。民国时期，那一带是公共租界的商业中心，就在青楼近处，绸布庄、服装店、药房、报亭书店、戏馆、影院、酒楼和旅社鳞次栉比，沿街排开。隔了几个街区的妓院，就低了一档了，也是几经迁徙过来的：　先是从老城区搬到小东门，后来一场大火烧了许多堂子，再后来搬到公共租界，在河南路、北京路、东西棋盘街和鸡鸭弄（老北门外）等处安顿下来。1920年后，公共租界开始禁娼，妓院遂逐渐移向法租界，沿着爱多亚路（即“爱德华七世路”，现名延安东路）两侧开设起来。作者们以诱人的笔墨勾画海上风月场，只道那是僻静、雅致、隐蔽的去处，富绅巨贾会粉黛，丝竹袅袅，绕室盘桓。描写的青楼女子，无不衣着得体，颇懂自爱，全然没有暴露在人们视线下的一般娼妓行径。　　自19世纪末，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一带便聚合着拼命拉客的马路娼妓（一则文字痛斥“冶叶倡条”，称之为“鸠盘荼不足当雅人一盼”），而城外临河一带，“亦多娼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者每不屑处。”公共租界北面虹口区内的北四川路，则集中了广州、东洋、韩国和（十月革命后的）白俄妓院，厕足其间的还有舞厅、影院、茶室、餐馆、澡堂、美容院和按摩院，３８其中自有许多打临工性质的娼妓。到了20世纪，“大世界”（1917年开张）一类的游乐场和永安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屋顶花园开始有女子弹奏琵琶，演唱戏段子，而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陪伴女郎出卖色相，收取一份额外的报酬。　　据说高级妓女十分注意身份，与野鸡掰扯得一清二楚，为此不惜迁徙搬家，“以示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