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来学生一味地“调查死日货”（为了抵制日货），却忽略了活日货。北四川路说得如日本侨居地（原文只说“××侨居地”，因30年代初曾时不时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释成抨击性言论的内容中提到日本）。沪上的日本艺妓馆被说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同时，日妓又被说成“别有风味，因为日本一切倭化”，陈设简单而索酬不菲。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嫖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的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归根说来，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无非是说到有东洋西洋妓女存在，并将她们的状况、地位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卑贱的俄妓、强大的日妓之说）。令外国作者和读者神往的“冒险家的乐园”故事将上海描写成各色人群汇集的异域大都会，那里有心怀叵测的欧美人，还有不可知的他者。这样的世界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详述社会类型并分出等级高下，点出社会问题，建立行为规范等。在中国人为国人所写的文字中，上海再现为巨大、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并非不可知。在中文语境中，洋娼妓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nbsp&nbsp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六）

    区分地域及原籍等级　　和上海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一样，大多数娼妓并非上海本地出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在不断扩大并吸引乡下人到来的现实：　在乡村的危机和战乱逼得农民离乡背井时，很多乡下人怀着找到工作的希望来上海闯荡。５４妓女的籍贯构成也映射出沪上商界和官场的强大地方派系势力，如有广东帮、宁波帮和长江下游城市的帮派等，从这些地方来的男人似乎也偏爱来自原籍的娼妓。娼妓的籍贯还反映出这一行当中人口买卖的特殊性质：　买了女人的贩子都情愿在离她们老家很远的地方再卖，如此才可摆脱她们家人要财物回报或分得赚头的纠缠。对于妓院老板来说，买外地女人也意味着对她们更大的控制权，因为“一旦离开了老家的社群，妓女就完全只好任由管她的人去摆布了”。出于同样的理由，如当时有人所说，“给卖掉的或典押的上海女子通常也运往很远的地方。”　　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妓女的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书寓和长三妓院的妓女据说主要产自江南城镇，尤其是苏州（有名的美人乡）、无锡、南京、杭州、常州等地。长三妓院讲的是酥软的吴语，即使上海本地的土娼也会强效苏白，至少用苏州口音装点门面，冒充苏帮。　　苏帮雄视业界，故在作家笔下苏州出身便自然就是天生丽质了。当年会乐里有一家规模不大却生意兴旺的妓院，据曾在附近居住的人回忆说，馆内有两名妓女，分别是苏州和山东人，“那第二位美艳无比，根本看不出是山东人。”自幺二以下便不是清一色的，有长江下游的，有扬州和苏北各地的，还有江西、湖北、天津、广东等省的。雉妓和花烟间据说都是扬州、苏北人，光顾这种堂子的嫖客也是苏北籍的劳工。苏北帮在市场上也有自己的地盘，如有的专门划船到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舢板边，在中国船员中搭客。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交叉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职业结构。　　地域的区别还在其他方面影响了上海的娼妓业。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许多有钱的广州人只好移居上海，做起大生意，如开设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等。由此，粤妓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在沪的粤帮有自己的一套复杂用语指涉性活跃女子、童女子、宴请等，有自己的房间装潢习惯，自唱自弹的表演风格，在北四川路也有他们的地盘。　　粤妓馆是上海广东帮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的组成部分：５５　妓女设宴从粤菜馆点菜，陪伴客人去的也是广东人开的饭馆和旅馆。和苏州妓院的许多女人不同的是，粤妓并没有卖给妓院老板，一般说来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有自主权。整个民国期间，长三已不是那么难以接近，粤妓亦然，她们接待的圈子已扩大。20世纪之初，顾客要一名粤妓陪坐斟酒必须通过熟客介绍，可到了30年代只需在广东餐馆前的彩牌上点名，随时约她出来便是。　　宁波帮也常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小报和指南中。管理宁波堂子的是宁波老鸨和宁波堂差，宁波娼妓栖息并出没于五马路和大新街一带的旅馆里。尽管宁波堂子公然做生意，但并不纳捐，也不领照会，所以实际应算非法经营的私娼。同长三幺二一样，她们也在住处摆酒待客，欢迎客人去“做花头”，但若客人想同哪个女人销魂，就必须另开房间，因为她们的住处地方小，摆着厨房的家什更是拥挤，还散发着阵阵夜壶的尿臊臭以及给客人当点心用的宁波咸鱼咸螃蟹的浓烈气味。至少有一位上海作者评论说宁波堂子的饭菜闻着刺鼻，音乐听着刺耳。档次高的粤妓和宁波娼妓只认同乡，一般不与其他地方的客人打交道，起码语言不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据说凡是迷恋苏帮和扬帮高等妓女的人都瞧不起粤帮。指南书中提到广东宁波娼妓必着重于怪异的地域特点，她们的衣饰、饭菜、乐曲、表演都略显古怪离奇。　　广东帮里还有原籍广东东部的女人。追溯起来，19世纪初期那里就已有女人来上海谋生了，在虹口一带和法租界专门做外国水手的生意。一则文字写道，在这些地区，“每到薄暮深宵，尝见白衣白冠之水兵，在该处蹀躞徘徊，意有所属。而她们亦浪声秽语，媚眼横飞，以施起勾搭手段。”每月卅号为水手领薪饷的日子，生意便格外火爆。这些女人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咸水妹”，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说指专接海员，有说她们出身船家，有说是广东话中漂亮妹子的音译。中文材料里有说她们身着奇装的，有说丑陋的，有说打扮精致的，有称道美丽的，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晚清时期的一部回忆录中提到咸水妹们“赤头大脚”，与那时穿着讲究、缠足的长三相去甚远。　　20世纪30年代以前，咸水妹只接水手。也许正因此，５６她们一出现在上海，其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就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1871年公共租界的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一面谴责外国水手光顾的妓院肮脏不堪，一面辱骂外籍嫖客中的非白种人。他说这种设施“黑暗、肮脏、简陋，而在一切方面最最蹩脚的恰是马来人和黑人等常去的地方”。后来一则外文材料则与此相反，说是接近（白种）洋人才使她们干净，说咸水妹“比别种娼妓讲卫生，因为广东人爱干净，也因为她们希望招徕外国人”。尽管如此，她们与外籍水手的接触以及由此引起的性病蔓延还是引起了英国海军司令的注意。1877年时他要求上海开设一家性病医院，对广东娼妓进行检查和登记。这些女人没有被吓倒，她们反进一步利用贴着自己照片的医院注册卡当招牌，给自己拉生意。检查持续至1920年，此后持照的娼妓业从公共租界淡出，尽管废娼实际有多大成效很难说。　　外国作者认为，如咸水妹不通过卫生检查的话，对外国人是很危险的；话里的意思是，咸水妹正因是华人，才携带病毒。中国作者则有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妓女得性病是因为同太多的外国烂水手睡觉。有指南书说咸水妹一夜接客竟多达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