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朋友一起外出而失踪；有的从外地来上海当佣人，结果被拐卖。档案中记录的案例都是在上海被拐骗，然后被卖到奉天、天津、福州和烟台；还有一例是绍兴的一个妇女被卖到上海当妓女。其中有一封信，是一个被拐女子的父亲写给反拐骗救济会的，信中传达了这种拐骗所造成的痛苦和混乱：　　窃云标，原籍上虞，在汉口生成里公济和楼上开设成衣店营业，有女｜乳名五毛，书名小花，随眷在汉，现年十五岁，平日本来进出自由，略无拘束，以致去年四月四日被人诱拐，四处托人侦查登报招寻，迄无下落。前日忽得上海寄来一信，信面标明由福州赵寄，185盖有东兴轮船戳记。拆阅，竟系小女之信，略称被拐匪骗卖在福州南台地当街贵宝堂充当妓女，日日吃苦如坐牢狱，恳设法救出火坑等云。云标一见之下痛不欲生，想小女年幼无知，遭人诱拐，甚至倚门卖笑，其间苦况一想可知。但以东西遥隔，前往救援人地生疏，恐受棍徒串诈，只有恳请设法救济。　　与档案馆保存的其他案例一样，此案讲述了一个家庭被陌生人强行破坏、继而又想方设法通过反拐骗总会恢复了家庭亲人间联系的故事。　　在某些案例中，人贩子是一些土匪或强盗，可在许多情况下，拐卖者却往往是这家人的朋友，档案记录中还有两个案例，拐骗人是夫妻结伙。在绑票和拐卖活动中，女人往往更胜一筹，因为她们更容易接近女人和小孩，行骗更容易。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项社会调查发现，的在押女犯——其中许多人都在50岁以上——是因绑架罪而判刑。但有两条证据说明，男人和女人一样，也从事此项活动：　人贩子通常又被称作“父兄”，这说明男性也牵涉其中；而关于此行当的描述提到，许多妓女在她们被买来后到再被卖到妓院前都被人贩子强Jian过。在有些时候，被拐女人显然是听了拐骗者的甜言蜜语而走的，只是到后来才知道她们将被变卖。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妇女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强行拉走的，如一位姓萧的已婚妇女，她就是1929年那年在苏北老家独自在河边洗衣服时被人拖走的。这两类故事都说明，对于没有陪伴的女性来说，无论她是傻乎乎的轻信者也好，还是勤勉的家庭妇女也好，这个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　　从有关人口买卖的材料看，把妇女从一地变卖到另一地的转运机制并不太清楚。有一个报告指出，为防止追查，人贩子拖着被拐来的“票”不住客店，他们和被拐来的人都藏在剃头店、糕饼店或职业介绍所里。外国人的报告断言，人贩子有严密复杂的关系网、中间接头点和藏身地，但语焉不详。许多材料都说“青帮”也参与了上海的娼妓业，帮会很可能为转运妇女提供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关系网，186但这一点也未见详细的记录。经常有新闻报道说，某个妇女被多次转卖，转卖一次就换一个城市，有时她的身份还不断变化，从女佣或帮工变成妓女，从养女变成儿媳妇。这说明，人口买卖活动向来和与其相衔接或重叠的妇女劳动力市场——充当工厂工人、家庭帮工、婚配和卖淫——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情况，然而，人口买卖活动这套安排布置之隐秘不宣，则使得这些故事愈加可怖；读者所看到的是人突然就消失了，你根本没法解释，而且往往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人贩子中的第三类通常是居住上海本地的妇女，她们是掮客，人称“白蚂蚁”或“世脚子”。有一份材料说，“白蚂蚁”一词说的是那些女的人贩子，她们被看成是危害社会的瘟疫，但不知此说是否广为接受。1920年的一本嫖妓指南上列举了上海最著名的一些白蚂蚁的绰号，如从南京来的麻皮阿××和×婶儿。白蚂蚁或许本人就是从事绑票活动的，但她们又与从事长途贩运的人贩子、与上海的包括妓院老板在内的各类雇主，都有关系。白蚂蚁物色了一个对象后，就把她带到一个妓院，谈好价后就把这女人留在那里一两夜。然后，白蚂蚁和老鸨签一份契约，掮客可从中得到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即所谓的“黄头钱”。白蚂蚁在娼妓业的各个层面上都非常活跃，把女人卖到高等妓院，“野鸡”堂子或花烟间。20世纪30年代娼妓业“现代化”，与按摩院、歌舞厅、向导社以及酒吧等新的设施结合在一起，人贩子于是就又通过这些新的机构来搞人口买卖。　　新闻报道以及上海指南一类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人口拐卖活动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非常普遍，女人一旦落入这些人的魔爪，那么她全家就都完了，这个话题又翻来覆去地被编成各种各样的故事，讲给普通老百姓听。例如有一本集子叫《上海黑幕一千种》，其中一部分为“女拐子黑幕”。书中描述的拐子有当地的，也有长途拐卖的，都是一帮相互勾结、极有耐心又极其残忍的人。有一个人，装着为他“儿子”找媳妇（“儿子”本人是个无辜青年，的确是想找对象），为的是拐骗一个有头有脸人家的女儿。还有一个女人，她是替拐人帮干事的，她嫁给一个老鳏夫，为的是把他女儿拐卖到北京的妓院去。书中最令人吃惊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无锡郊区的一个年轻小媳妇，她在河边洗衣服时遇上了一个拐子（无论在虚构的故事还是在真实的传说中，这样的情节都非常常见），187拐子劝她到上海去找工作。她离家出走后，两个孩子都生病而死，她的丈夫到上海去找她。一天，他住进一家客店，客店里许多人合住一间房，他听见另一张床上一对男女在说悄悄话，那女的听上去像他的妻子。他便轻声喊自己的名字，于是他听见妻子暗自啜泣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他付不起房钱，他妻子便上前说他是她的丈夫。可店主把她打了一顿，说“汝系我出钱买来者。谁是汝夫”。这种故事被翻来覆去，男拐子，女拐子，他们的受害者等等，说得人人皆知，这充分说明人们对处处充满危险的都市感到多么的可怕。&nbsp&nbsp

    第七章　人口买卖（三）

    寻求矫正良策　　1949年以前，警方与法院也定期对娼妓业实行管制，至少在涉及到“将良家女子卖入花街柳巷”或“沿街拉客”一类有伤风化的问题时，那还是要管一管的（见第八章和第十一章）。民国时期，娼妓业原则上不算非法，但人口买卖是非法的。1923年民国颁布的临时刑法第288条规定，对“以赢利为目的怂恿良家女子与任何出资者发生非法性关系”者的处罚，要比对“在上述违法行为中抽取佣金者”的处罚更严厉。1935年的刑法删去了对“良家”的特指，但明确将“使尚未年满二十足岁的男女从其家庭或监护人处”离走者定为犯罪，而如果没有事者本人的同意，或“将事者带走为达到赢利目的、或教唆其从事淫乱猥亵之行为”，那么，所施加的惩罚将更加严厉。对那些“接纳、藏匿这种人或让这些人获得藏身处者”的惩罚则略轻，对从事这些活动但未得逞者，也必须加以惩罚。这两部刑法都把拐骗行为定为犯罪，因为它为达到赢利、性活动或性买卖的目的而造成事者从其家庭或受监护处的离走。此外，魏斐德曾提到，公安局于1928年11月颁布的地方条例，“规定对绑架拐骗者判处死刑，将掩护其从事此项活动的财产没收；对参与与拐骗者谈判却隐瞒不报的受害者家属，则也要判刑入狱”，但这一规定实施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　　警方负责实施禁止人口买卖的活动，并把查实的案子转呈法院受理，但据国外观察家看，188反绑票拐卖法规的落实充其量是时好时坏，很不平衡。这一向被视为中国执法效率低下的一个证据。1925年，一位外国评论家在评述上海的法制面貌时曾批评了他所谓的立法与执法之间的虚伪鸿沟：　　尽管……中华民国庄严宣告了关系其民众人身自由的基本法及相应的刑法条例，对违法行为施行非常严厉的惩罚，然而以赢利为目的的买卖儿童和妇女的活动却仍然是个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