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者，或被当作值得同情的社会不公、法律不公现象的受害者。即便是最充分的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信息也微乎其微：　妓女的姓名（我们从中可得知其中许多人是结了婚的），籍贯，妓院地址，被发现“强行拉客”时的街名，抓捕她的警探的警徽号，以及被罚款数。有些写野鸡为拉客相互争斗、贿赂警察而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有细节的渲染。　　除了在那些干巴巴的关于抓捕罚款的新闻报道或在警方内部备忘录那种官样文章中提及以外，拉客野鸡还是一些回忆录作者和世风改造的倡导者的话题。这些作者能把大体相同的情节编成大相径庭的叙述。E·W·彼得斯是1929年至1935年期间在公共租界服役的一名警察，210他回忆了当时每晚在大街小巷都要上演的那种猫捉老鼠（更确切说是猎人打野鸡）的游戏：　　由几名中国警察和一些当班的外国人组成的便衣特别行动队，每天晚上都受命对这些妓女和她们的阿妈进行围捕，他们乘坐一辆警车，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随时都会出发。　　中国的便衣警察等野鸡上前来拉他们，然后就把她们及其娘姨一并抓获，一车车拉到捕房，将这里挤得满满的。有的人喊冤叫屈，有的则大骂警察，或开他们的玩笑，装出对他们很亲昵的样子。在捕房呆了一夜，到第二天上午10点时，她们被带上法庭，排成12人一行的队伍，每人罚款10元（妓女和随从一样）后遣散。有时，一上午要审数百人，然后，“这欢闹的人群便回家再为当天晚上梳妆打扮起来。”　　彼得斯笔下的野鸡孟浪无礼，压也压不住，极其善于卖弄风骚，动辄要捉弄抓她们的警察，并重返她们的老地方。小报记者在描写这些女人时则不那么花花哨哨，他们注意到，这个罚款的旋转门系统使警察和妓女都能从妓女每夜的收入中获得各自的好处。倡导社会改革的作家则利用这些拉客故事来谴责他们所看到的警方和法庭规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1922年《星期》杂志刊登的一则故事道出了妓女小说的一些典型特征：　年轻、无经验的野鸡，为了不让凶暴的主人发火，在寒夜的大街上追寻客人。一个好心的巡逻人把她抓住，他认为送她到监牢中也比在大街上受冻要好。这个年轻女人这一夜忽而想到死，忽而又想起她的初恋，那是一个店铺的学徒，他除了给了她应付的买性钱以外，还多给了她几个子儿。第二天，她同那些因醉酒滋事或偷盗而被捕的一道被送上法庭。她暗自思忖，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如若两人发生肉体交易，何以卖肉的一方成了罪犯，而花钱买肉的一方却无事呢？法官们就座，一名中国人，一名西方人，以便让读者了解此案是由会审公廨受理。野鸡从未见过官。她决意在轮到她讲话时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可真轮到她陈述时，她只觉得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中国法官问她为何当街拉客，可未等她回答，她已被罚款10元。从法庭出来，她见到她的妓院老板（男）正递给警察一卷钞票（究竟是罚款还是贿赂，不得而知），警察仿佛像交还一只211“逃亡的狗”一样，将她交还给老板。那天晚上，她又到街上去拉客了。　　这种虚构式的处理创造出妓女的一种声音，但它是以改革者极其洪亮的声音说出来的。这些故事除了隐含有对当局与妓院老板之间合谋的谴责之外，还有两种主题是过去的其他文字中所没有的：　浪漫爱情和性别平等。野鸡被写成是年轻纯洁的，“情爱之花意识之苗正在发荣滋长的时候”，但却被打入了“脂粉地狱”之中。对她来说，浪漫的爱情只有在白日梦中才能找到，她在她的小鸽子笼里等待着。对她向往而不得的感情世界的这样一瞥，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她的命运所产生的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是因为她得不到爱，而不是因为她被拐卖或经济上的窘迫所致。第二个主题，即女人因从事男人同样参与其中的经济交易而受到不公正的处罚，它预示了20世纪末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妓女要求非罪化的声音。然而即使承认卖淫使妇女低贱（见第十章），中国改革者的著述（无论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却不大可能对非罪化抱支持的态度——他们的作品确实丝毫也没有这种支持的意思——但他们的确看到，在男人不受惩罚的淫欲面前，女人是受害者。　　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对娼妓业的加强管制，是其为重新控制上海所作的一项努力。在这一过程中，警察局长宣铁吾收到许多市民抱怨法规失效的来信。与警方备忘录和社会改革作家的文字一样，这些信件也起到了一种有意识表述的作用，将妓女和嫖客都视为造成社会混乱的一个缘由。一位署名为“云南南路一市民”的写信人写道：　　迳启者：　窃谓抗战胜利以还，本市对于市政设施力求整饬不遗余力。更能改良风化，严禁娼妓，成绩斐然，口碑载道，殊堪钦佩。然亦有藐视法纪、故违禁令者。缘民住居云南南路，开张营业历有年。所因该地段较为幽僻，目击每晚私娼林立，沿途拉客。附近各小旅馆暂作幽会之所。狎客大半下流，毫无知识。辄以一言不合，勃溪时生，甚至聚众打架，屡有所闻。民日间工作，精神委顿。欲于此际安睡竟不可得。附近邻居同受影响。啧有烦言。长此以往，非特有违钧局禁令，212抑且恐有宵小乘机滋扰。爰特据情具报，务希鉴察，迅予饬员查究。藉以嘉惠人群，为民造福。不胜感德之至。　　警局便衣侦探就街头非法拉客现象所呈递的内部报告也反映出这样的无奈。一名侦探在列数了发现妓女的主要街道名称后说，“自西藏路至云南路（大世界对面）妓女比肩林立，且有‘马王’兜揽行人。该处虽有岗警视若无睹。”报告作出结论说：　　查上述各娼妓活动地点绝少巡逻警士，致使该辈妓女搔首弄姿，强拉行人，毫无忌惮，殊碍市容观瞻，且背善良风俗。拟交各该管分局切实取缔。　　妓女与嫖客、警方的双向接触，其本身可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者们利用妓女把上海描写成一个无法治理的城市，妓女以及别的方方面面均处于失控状况（彼得斯和国民党警方侦探的经验即如此）。他们利用她们来对年轻女子被盗的青春、被毁的纯真表示哀叹，如果在一个稍稍善良温柔一点的世界里，她们的贞操原本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星期》杂志上的故事）。他们利用她们来激励警方改善风化，在毁坏性的外国占领后重建自己的国家（写信抱怨的居民）。然而，尽管妓女在这些文字中被赋予了某种“声音”，可她们说的却是被这些作者们的意图所塑造出来的话，受到大的讨论语境的生硬限制，而娼妓问题正被纳入这一大语境。　　在极少数情况下，妓女们自己的言说也会被直接记录下来，例如中提到的警方讯问笔录。以为我们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种真正属于妓女自己的、没有被加工过的“声音”，这种想法是很诱人的。然而，当妓女因拉客而被拘押的时候，她们立即发现自己落入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她们必须对它作出某种反应。她们对官方讯问的回答于是带上了一种公式化的特点，而其中对某些字眼的重复则尤其值得重视。1935年的一份小报关于无照妓女的报道称，“每一个被抓进去的妓女都要回答她为什么要当妓女，而每一个妓女的回答都是生活所迫。”而12年后，正如前章所述，女人们依然用这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她们的动机。213这里可能同时存在着好几个因素。女人们或许觉得这是在描述她们自己的情况，于是就把经济必需论的话拿过来用（经济必需是改革与社会科学话语的产物，对此妓女中的大多数至多只有间接的了解），因为这种语言似乎表达了她们的境况。她们或许在有意识地用这样一套策略，她们觉得这样可以早点结束讯问，可以得到某种例行公事的宽大，让她们罚个款就完事走人——事实上是进入了妓女与警方打交道的熟悉套路。也可能是因为警方的速记员对这种拉客罚款老一套早就烦透了，他们径自填上“生活所迫”，就免除了对她们逐一进行过细鉴别的必要，而那些个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