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海那些“主要由马来人、黑人等等光顾的妓院”，认为它们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是最糟糕的”。亨德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年英国传染病法的启发，因此他提议妓女应该定期体检，并颁发健康证书。④但是，试图说服妓女自愿去做体检的努力却失败了，因为整个计划缺少资助，而妓女们也反对这样做。⑤　　1877年，一所性病医院（具备了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条件的医院）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⑥（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有效的体检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注册，要发给她们带有自己照片的名卡，还要每个星期去体检，228并由医生在她们的名卡上盖章认可。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费。染病妓女的名卡要注销，直至她们被医治痊愈才许重新工作。治疗是自愿的，但如果妓女不报到，警方则要上门与其所在的妓院联系。如果妓女拒绝治疗，会审公廨将关闭该妓院。外国妓女可以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在询医问诊方面比较自觉，因此比她们的中国姐妹们要干净一些。⑦　　妓女们一开始不太愿意体检，但后来她们反而把注册登记卡当作招揽生意的招牌去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就略微越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注册控制办法的本意。⑧亨德森于1886年称性病医院是个失败，因为医院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议要么扩大改进，要么干脆关门大吉。1900年，医院果然关门，体检转到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但体检的内容大减。⑨尽管医院运作的费用一部分是由从妓院老板们那里征收的捐税和罚款支付，但这笔钱仅占医院开销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20年就让工部局开销了近５０００两银子。对一部分妓女的注册和体检一直延续到20年代，而有关体检能否帮助消灭性病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　　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对花柳病关注的结束。1921年，设在伦敦的国家消除性病委员会东方总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促请工部局提供“对性病进行免费诊断和治疗的设施”。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所建议的一些设施都是特别针对中国病人的：　　考虑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证外国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对中国人中感染者的治疗则也可以尽量地扩大。　　报告还提倡进一步加强对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放映《被毁的货品》、《路的尽头》以及《生的能力》等电影，还要在外国人中散发《如何战胜花柳病》一类的小册子。水手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他们应得到免费的治疗，应教他们在上岸期间如何健康地生活。委员会说，要警告他们“城里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229即使有执照的妓女也丝毫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完全免于感染上性病”。最后，该报告建议，应完全废止娼妓业的存在。　　此时的工部局正为颁发执照和禁娼运动的难以推行而一筹莫展，因此它对上述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诸项建议，也只能就涉及外国人的部分作出回应。它回复说无法对每一个人都实施免费治疗，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领域有资历的医生作为卫生局长的助手，并开办了一个为已经感染性病的外国水手和穷外国人服务的免费诊所。至少是到1940年为止，工部局在总医院里一直设立了一个性病诊室，为外国水手和穷俄国人免费治疗，以使欧洲人避免在中国妓女那里受到传染。而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国嫖客包下的中国妓女。&nbsp&nbsp

    第九章　性病（三）

    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　　对于在中国城市的传教团医院中工作的少量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来说，花柳病是涉及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些医生中，许多人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文章，该杂志的读者有医学方面的传教士、在华其他西方人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资助这些医院的教会的成员。在通常情况下，该刊物每年都要刊登好几篇关于性病的文章，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1929至1930年期间，由于禁娼运动的呼声较高而给了这个话题以较多的关注。尽管许多作者都是传教士，但作为专业医生，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谴责造成性病流行的社会道德环境。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梅毒病例的数量（淋病较少）和描述治疗的进步。　　晚清和民国时期在上海医院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入院病人中梅毒患者的比例较低，但在做梅毒血清检查的人中比例却较高。据《中华医学杂志》的材料，C·亨利厄特估计中国城市居民中的10％至15％患有梅毒，淋病患者的比例更高，但具体的百分比不清楚。（1935年，一医生说，淋病患者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往往不去医院，尤其在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女性病人往往还意识不到自己得病。）亨利厄特的结论与战后的估计是吻合的，后者估计上海梅毒患者占人口的比例为10％到15％，患淋病人口比例为50％。这就意味着，约50万的上海居民患有梅毒，另有200万患有其他种类的花柳病。　　有些行业的感染率还要高。2301927年在苏州、北京和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军队和警察中的性病感染率超过了35％，商人的感染率为，而一般人中感染率为。军人和商人中性病感染率高，据说与他们直接同妓女接触有关。在女性病人中，这些研究报告中涉及的大多为已婚妇女，她们都是被丈夫传染，而她们的丈夫则是从妓女那里传染上的。　　妓女据说是所有人中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们在传染链上起着最为邪恶的作用。1920年，王吉民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的罪恶》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类（花柳病）病人人数多得惊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他以一种医学杂志中罕见的道德化语言补充道，“家长和监护人不仅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和监护区域正被道德风化方面的危险所包围，而且往往还不以为然地为这种危险开脱。”妓女不仅被认为发病率很高，而且她们的性病据说还比其他人群都更加顽固。有一份材料说，对52名患有淋病的妇女进行某种特别的治疗，只有两人无效，而其中一人是妓女。实际上，到1941年为止，《申报》上曾有一系列的文章提到，按当地专家的说法，上海至少有一半人口患有性病；其中的90％最初都是由妓女传染的；而90％的中国下等妓女和80％的外国妓女都患有性病。新形式的变相卖淫方式据说也不安全：　向导社中80％的向导据说都染了病，而按摩小姐不仅有病，她们穿的衣服也很脏。只有在极少数的高等妓院里，那里的中外妓女据说是采用了某些“现代卫生措施”，或一旦染病就停止接客。（该文的作者或许是想起了上海某英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因而对高等妓院中外国妓女的清洁程度显得很乐观：“她们的卫生知识非常充分，因此传染给客人的可能性很小。”）医生们写道，大多数的妓女，无论她们的地位高低，在她们开始卖淫的一两年内都将会染上性病。低等妓女据说是最危险的，因为她们的性伙伴更多，分布也广，而她们和她们的嫖客都缺乏抵御性病的知识和经济能力。　　关于治疗，西方医生也往往会提到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的还强调中西医互补——例如，231关于汞的使用。但是，大多数文章都贬斥这种土办法，并把它视为异域的无稽之谈：　　治疗梅毒溃疡贴上一块碾碎了的蝎子制成的膏药，或者用一些蛇蜕，和上一种黏土。癞蛤蟆干剁碎了，浸泡在开水里熬成蛤蟆汤，据说对溃疡和久治不愈的疮口也十分有效。梅毒造成的新生儿眼疾则用有毒性的膏药糊上，本来是单一的虹膜炎，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