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中华医学杂志》曾强调过卖淫与性病的关系，强调过医学传教士不能仅仅局限于医疗事务的特殊责任：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是无法真诚地赞同那些似乎在准许或宽恕社会罪恶的种种行为的，诸如由市政或警署给妓院发放执照，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牺牲公共利益，男人们因此就可以纵欲，可以逃避实际的惩罚。……而他的使命是同时治疗身体和心灵的疾病。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传教士医生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预防、公共卫生教育和疾病的治疗上。1927年，满洲里传染病防治所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伍连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希望劝说中国的医务界加入到这场反对愚昧的运动中来，不仅要在家里，在大专院校和医院里大张旗鼓地提倡节欲，而且要开展行之有效的疾病预防工作。　　1937年，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切斯特·弗雷泽（Chester　Frzier）得出结论说，预防和教育都已失败；梅毒的控制只能通过治疗。此时关于治疗的文章，即使提到卖淫是一种传染源，仍具有一种将妓女非罪化的效应，因为它们同时把嫖妓者也看成是需要医疗关注的对象。&nbsp&nbsp

    第九章　性病（六）

    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　　指南书除了详细描述高级妓院的种种乐趣之外，也多少谈到了一些经常嫖妓的危险，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花柳病问题。但通常这种关于性病的警告带有等级的意思。高级妓院是很少提及性病问题的，而专门介绍高等妓院的指南书有时甚至根本不提。间或提及，也往往夹杂在“礼仪与怀旧”这些本书第二部所探讨的名妓文字的共同主题中。例如，1891年的一份材料中描写了所谓的“趁热被头”，即嫖客为不让家人发现，一清早来到一家妓院，钻进一刚离去嫖客的热被窝。他不遵守复杂的求欢行为准则和性约束，这就有传染性病的危险。同一材料还追怀某种想像的过去，谈到那些高级妓女既是枕边良伴，又个个精通音律。作者感慨道，这样的女人今日已极其罕见，而现在的摩登女郎，云雨交欢之时便是毒疾上身之刻。在这里，性病成为得不偿失的一大特征。　　到了20世纪30年代，指南书上也称，即使是嫖高级妓女，性病也难以幸免。对于性病的一些警告，往往搀杂在讲述乡巴佬到上海后在街头遇险的警世故事中。例如，在第三章中提到当时的一部指南书中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一个妓女和阿姐坐在一辆黄包车里，由一个妓院的龟奴拉着。车背上倒挂着的两颗心是黑色的，而不像那些清纯良家女子那样是白色的。车牌照号码是606，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洒尔佛散。旁边的文字警告说：“瘟生阿木林”傻乎乎地把心献给一个漂亮的妓女，却没有注意到她的黑心和病体：“结果这班妓女未免做了六〇六的介绍所，瘟生阿木林一定要打上几针六〇六。”同样地，在一些黑幕小说中，被妓女传染上性病的倒霉蛋也往往是那些外地人，他被哪个妓女迷上，把他的钱财和身体都挥霍一空，直到他母亲来到上海把他领回家，最后死于花柳病。在1939年的一本指南书中，高级妓院被说成是肉体、经济和社会危险的集中地，一个“或害及身体，或虚损金钱，或妨及名誉”的地方。此时，在经过了二十来年公开的医学讨论之后，警告变得直言不讳：“堂子为梅毒的发源地，传染地，236倘与她肉体接触而被传染，不独一身受其害，还要转辗传染与妻子。”该指南书以一种很少见的恐怖口吻描写道，“妓女的身体是粉面骷髅，有危险，有毒害的。”然而，即使这样，作者却很快就转而描述无性病的场合，妓女和狎客双双坠入爱河，希望发生肉体的关系，以“达到性欲的满足”。这番话抵消了刚才说的与妓女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无爱之性，而不是性本身，才被描写成花柳病的传染根源。　　指南书在写到等第稍低的幺二妓女时，对于传染病的警告便明显变得绘声绘色起来：“她的肉身，今天被张去要，明日为李去玩，天天如是，夜夜不空，不免有毒。”1939年的一作者写道，“如果要嫖，再是长三靠得住些。”这些关于性病的警告显然都与妓女的等级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也可以被解读为对狎客的指点，即上等的男人只应该光顾上等的妓院；它们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光顾妓院有何危险或罪愆的报应之类的议论。　　高等妓女以下的等级中的妓女都被描写成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人。那些被典当或变卖的妓女，由于受控于老鸨，通常都被说成是被迫不断地发生性关系，直至染病，甚至在染病后还得这样。由于无钱医治，她们本人也就成了“传染的工具”。这种受害者的声音在《申报》这样的报纸上一天天得到放大。染病的妓女往往都被写成是被拐卖的，都是被迫与嫖客发生性关系，这样才得了杨梅疮；她们都受到鸨母的虐待，甚至拷打（虽然也有个鸨母将她手下生病的妓女送到医院），于是她逃跑或被亲属援救，最后被送到了希望之门——在这样的救赎故事中，性病成了低等妓女受到的一切肉体的和社会的折磨中一个可触及的标识。　　虽然这些女人是受害者，但对于那些莽撞地追求她们的男人来说，她们仍然是一种危险，这一特点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作者们警告说，低级妓院中由于性病泛滥而被人称作“水果行”，因为在这里很容易得到“草莓”（梅毒病）。初到上海的人都被告知，他们如去逛野鸡妓院，他们的鼻子就会烂掉，浑身都会腐烂。许多指南书不是叫人们完全不去狎妓，而是教读者如何去发现和避免危险。如读者执意要去逛低等窑子，那么指南书会告诉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　例如登门找某个妓女时，捏一捏她的手，小心地检查一下，看它是否红肿发炎；上床后，先要检查她的肘关节，看有没有微核，237如果有，那就要“悬崖勒马”。1932年出的一部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露骨的描述：“在两军接触前线紧张的时候，可试按对手方的肚间和下部。倘在下手时彼呼痛，定必有毒。也应立刻倒戈，勿顾惜军饷尚向前进攻。”这本书还说，选择妓女时，不要选“身倭颈短”的，因为这种现象表明她是“早堕风尘，以致发育未全，久经战阵，难免蕴毒”。作者称，“身体修长而苗条的最为相宜。”选好身段苗条的妓女后，嫖客应去摸她的手心热不热，看她的眼睛红不红，口嗅臭不臭，腋下是否有小核。该段文字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露骨笔调说，“再察……（原文省略）有否红肿。若战区糜烂，便须停止进攻。”除这些详尽的检查要领外，读者还被告知什么样的医生是江湖郎中，不能去找。指南书建议，要在下雨天去找那些街头妓，因为她生意清淡；并应“在战后饮多量的白开水”。书中还特别提醒读者要小心那些正在服药的妓女，她们把病传染给客人，而自己却治好了。　　对“花烟间”（鸦片妓馆）妓女的描写中有关于性病的最绘声绘色的描写。这种地方买性便宜，因而染病就难以避免。据一份措辞比较温和的警告说，“大概费洋七角就可巴黎至伦敦，实行水上交通，不过碰着暗礁立即要开天窗　［指杨梅疮生到了脸上］，终身受其损害了。”在这里“中状元”不是指高级妓女“及第”上了花榜，而是指长上了杨梅疮。染病妓女的痛苦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十日后，下身开始溃烂。再过数日，皮肉剥落。这时，她才被允许休息，但她愈加痛苦……她得用浓盐水去洗她的溃烂处。在她还没有痊愈时，她就又被逼着去接客了。于是，她又将皮开肉绽，然后她再休息。如此反复七八次，直至无肉可烂为止。她一天被迫接客十至百次之多。然后她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嫖客当然也不能逃脱相同的命运；读者们被告知，街上那些“瞎眼缺鼻折足烂腿的乞丐，238都是从前花烟间里的床上客”，他们是在那里染上花柳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