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大壮举，好处就毋庸置疑了。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这已经是南宋时期了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违背自然规律，加上政治之**，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再说说历史上那些治水的能臣，除了秦时的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东汉的王景，三国的能臣邓艾更是一位治水大才，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豁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潜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准，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以挠勇多智而灭蜀时为后主刘禅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更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开皇三年时时陈朝未灭，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西安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看来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对于大运河，宋代丁谓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可见万事都有阴阳两面，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天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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