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第 12 部分阅读(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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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地交待完毕。于是,生活的一切联系,就这么一挥而断!
在书信的结尾部分,张志新向亲人讲明,自己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奉献出去。她说“我懂得了革命”,也就是说懂得了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在结尾,字句仿佛燃烧着烈火,“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毫无怨。”“怎么定我怎么领。”这是对长达近一年的批判、斗争、泼污水、上纲上线的一次愤懑的表态,她决不屈服,也决不哭泣恳求饶恕,她要面对“裁决”!在这里,张志新表现出人本有的尊严、神圣!
通过这封信,张志新向我们袒露出她平凡、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的温、缠绵,她的雄猛、坚毅,都蕴含在其中。人们进一步了解到现实生活中的张志新。
张志新被人们赞颂为中国的贞德,共和国的江姐,一位诗人在纪念张志新的诗中写道:
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
衣襟缓缓飘动
像一面还在升起的旗帜
——《没有写完的故事》江河
张志新的信念、品质、操,已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成为时代的楷模和旗帜,永远昭示后人。
1。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1)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
1974年,**集团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自1971年“批林整风”之后,一些曾被抑制的极左政策、方针,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重新“正名”,重新推行,地下文学的劫难也就来临了。
**在“文革”后期,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要消除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他不允许否定“文革”,并且警惕有人搞“右倾翻案”。1974年**批准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就宣告了“文革”新阶段的开始。
**集团利用**的批示,展开了一场政治运动。在1974年春节期间他们搞了个北京饭店“黑画展览”,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同时“北呼南应”在上海组织批判外贸部门出版的一本《中国画》,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表文章“反击复辟潮流”。
1974年1月25日,**集团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向周恩来起突然袭击。此后,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及一批老干部——当时所谓的“右倾”集团。
1月23日…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集团及其文化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指认此剧是吹捧“桃园经验”,为**翻案的大毒草,下令该剧团在京供人批判性观摩。山西晋剧团演员带着羞辱,被迫登台,致使一女演员突然昏倒在台上。在这一事件中,山西省文化局干部赵云龙因为对“根本任务”论提出不同意见,被逼致死。2月29日,初澜在《人民日报》表《评晋剧〈三上桃峰〉》,鼓噪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借《三上桃峰》开刀,**集团开始对全国文艺进行了一次洗劫。一时间,破字猜谜,烦琐考证,大抓影射,罗织构陷之风盛行,文字狱遍及全国。
1月30日,《人民日报》表**集团组织的文章《恶劣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影片》,在全国范围组织批判。
3月初**召集于会泳、浩亮等人,出“放火烧荒”的号召,妄图打倒一大批军内老干部,为配合这一阴谋,组织创作了话剧《千秋业》、《冲锋向前》。
3月底,于会泳在中直文艺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松涛曲》(哈尔滨话剧院)、《不平静的海滨》(山东话剧团)、《牧笛》(短篇小说,表于河南省内部刊物《文艺作品选》1973年1期)、《友谊的春天》、《有这样一座桥》(中国话剧团),把它们打成“翻案复辟”的“毒草”。
是年6月,**等人一方面搞影射史学,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批“宰相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另一方面又组织御用写作班子炮制《京剧革命十年》,称1964年至1974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在各大报刊、《红旗》杂志载文总结样板戏创作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近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的创作原则。张春桥公然讲:“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5月1日,上海组织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调动新闻、出版、电视台等一切宣传机器加以宣传。年底,又组织了歌唱“风庆”轮专场。
**等人有预谋、有组织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就是要利用文化艺术为其篡党夺权开道,扫荡一切文化艺术圈内的敌对势力,某些潜伏活动的“逸民”当然也在扫除之列。对待革命样板戏之外滋生出的“毒草”,**集团是绝不会手软的。
在急剧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中,在“批林整风”时期——即“文革”低谷期滋生出的文化沙龙便纷纷解体。文学知青们开始分散成单兵或三两人一组,隐伏起来,仿佛是秋末的寒蝉,逐渐消失了声息。地下文学的冬眠期开始了。
2。1974年江青集团对地下文学的围剿(2)
但是,地下文学在进入冬眠之前,已注定要遭受一次浩劫。***
《九级浪》作者毕汝协的“漏网”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北京地下文坛已在**集团严密监视、控制之下。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地下文艺进入低潮。
在1974年秋天,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大清查。于是,从南到北,一场围剿开始了。各地的公安局奉命查抄手抄本。北京各机关、工厂、学校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大家交出手抄本,并相互揭。在此次围剿中,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小说反党”的活动被清查出来。落网分子,有的被群众批判,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押、监禁,株连甚广。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查抄的结果:抄出的地下手抄本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大出人们意料。当时就有消息传入军队知青的小圈子,说仅北京市一个区,抄出的手抄本文学作品就有几十种。
在查禁的书目中,有黄|色小说《少女的心》,也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事后,有人遇到了《九级浪》作者毕汝协,向他询问1974年文化围剿之役中,他的命运如何?毕汝协说,他当时感到风声很紧,指名要追查《九级浪》的作者,他匆忙地改名为“毕磊”,毕磊者,壁垒也。毕磊躲在家中,加上有亲戚在公安部门,所以竟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
“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赵一凡的沙龙。许多青年经他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谈样板戏,也谈“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3年底,这个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圈子沟通的辐射网,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点,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赵一凡被公安局逮捕,与此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徐晓也被捕入狱。因为两人是在一个城市,相距比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同时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晓已听到风声。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当时徐晓20岁,思想比较单纯,根本想不到会被抓进去,只想到领导会找她去“谈话”,顶多办她的“学习班”,再也想不到别的了。入狱后,通过几次审讯,徐晓才了解到“案复杂”,并且牵连了几十个人,十分震惊。
案还需从头讲起:在1973年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反之,徐晓也将自己的一帮朋友介绍给这个人。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方法。徐晓就这样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部队朋友。当时,大家年龄都不大,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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