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世帝唐

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

    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

    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隋恭帝义宁元年利用改朝换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

    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实际上是限制佛教扩张，只能说是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

    贞观五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李世民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

    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李世民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

    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

    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了。

    贞观八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参拜，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政权，更是要政权向教权低头。

    李世民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他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这一年，长孙氏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

    可以说，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

    武德年间，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

    贞观五到六年间，他动议修订《氏族志》。

    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

    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

    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

    二月，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

    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

    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

    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

    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

    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

    出头椽子先烂掉。

    智实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

    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

    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辩正论》诽谤皇室始祖。

    李世民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

    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

    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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