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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字是可以看出人的心灵,我的字是越小的写得越差。人也好像看大节,大器天成,不耍小心眼去计较同事的过去。你看李国兰在顺风公司的利差问题上介乎在可能出问题的边缘,我都能网开一面让她过去,何况老徐这种被我亲手挡住了的事情?只要他知道错了,就行了。我乐意看到老徐回头是岸,重归于好。”
王显耀说:“那好。我再跟徐东海谈谈,看结果如何,再跟你通气。”
夏天笑着说:“长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行长费心,真的很难为情。”
王显耀说:“应该的,谁叫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呢?”
夏天说:“那我先出去了。”
王显耀随即拨通了徐东海的电话,叫他到行长室聊天。
话说徐东海来到王显耀办公室,经过王行长详细转述夏天的看法,并评价在最近的事情上,夏天做得还是有分寸的,注意到了两人六年的友谊,夏天为人正派,有些做法听起来好像闹别扭,但他还是有深意的,希望你转变的,他也给你留了退路,没有把事情捅到总行去。云云。
末了,王显耀对徐东海说:“你也是的,你有客户要贷款,你不主动与夏天协调好,找我们行长干什么?”
徐东海不好意思地说:“老夏这人不就是一根筋吗,当初服务社的时候,连董事长杨或然介绍的客户他都敢否定,说不贷就不贷,气得杨或然恨不得马上把他炒了。我若是跟他说了,他一反对,找行长都不好使了!而你又偏偏依赖着他。”
王显耀说:“我会相信他、依靠他,是几年间形成的办事风格互补决定的,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有些事情开始时上下有不同看法,过后证明他是对的,我就会思考调整自己的想法。你看,那个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不就是为安延公司担保5900万元的那个公司,夏天一早对它形成了印象。后来周凯歌找到市里的头儿,压下来要做500万元贷款,总行一个劲地催着放款,夏天都没有放出。因为这事他也担了很多是非,我也被信贷处说了几回。现在来看,夏天这一坚持,不就是少了500多万损失吗?”
王显耀看到徐东海表示默认,觉得时机成熟了。继续说道:“我看你两人都在珍惜一起工作了六年的缘份,这是团结的基础。你比老夏年轻,我建议你就主动一点,今天还是明天,跟他打打招呼,老夏的意思呢,过去的事不要说了,坐下来讲也没有什么必要。一个是要有是非观念,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珍惜那么长时间的同事之情,尽量的和谐共处。我看你俩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气就消了。下班打打球哇,打打牌呀,有机会像过去一样到外面聚一聚呀,距离便拉近了,不会有什么大的乱子。你看怎的?”
徐东海愉快地说:“谢谢行长为我的事操心了。我这就找他去。”说完,离开了行长室。
王显耀看着徐东海出去时的背影,感到身上有点累,估计自己的毛病又要发作了。
话说陈作业和夏天都在忙着核实岸尾公司贷款判决文书相关数据和请示总行上不上诉的问题。夏天忙了几天后,向总行上报了《关于岸尾公司贷款案复审情况的报告》,并与总行资产防损部的沈丽霞面陈,上面口头答复上诉意义不大。而陈作业与谭飞燕、吴冬梅查了几天帐以后,分别列出了两家公司在支行贷款情况表,据此,他也写了一个报告向总行会计部报去。其文曰:
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
深市银湖字(1999)第022号
关于安延、岸尾两公司贷款帐务处理的报告
总行会计部:
我行(原湖贝服务社)原贷给深圳市宝安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下称岸尾公司)7500万元贷款纠纷案经深圳中院于1999年3月20日以(1998)深中法审监字第0155X一0156X号民事判决书判岸尾公司、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与服务社签的借据、合同无效,深圳市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下称安延公司)应归还湖贝支行借款人民币11650万元及其利息。
深圳中院0155X——0156X号判决书上存在的错漏之处:该判决书对安延公司、岸尾公司的借款描述不准确,从而导致岸尾公司贷款余额少500万元,而安延公司则多150万元。如按判决书记安延公司和岸尾公司并帐还原,则贷款余额少35O万元。对于上述情况,我行找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解;并找出最先据以发放安延公司贷款的原始借据,事实是:安延公司在我行贷款共21550万元,后因为应付人民银行检查过关,把16900万元贷款划分在岸尾公司名下,以后共还9400万元,余额为7500万元;安延公司则保留4650万元;1996年1月23日,安延公司还款150万元,余额为4500万元,与目前我行报表贷款余额相符。
我行在起诉岸尾公司时没有找到当初发放给安延公司16900万元贷款的原始凭证,诉状是以分帐以后的岸尾公司有关合同及借据作为证据,岸尾公司在再审中提供了原始借据,并声称要追究我行提供虚假证据的责任。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我行建议,以最原始借据为依据,将安延公司75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合并到安延公司借款帐上,即安延公司目前在我行借款余额为本金1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可否?请批复。
附件
l、(1998)深中法审监经字第0155X—0156X号;
2、《关于宝安岸尾公司贷款的有关情况说明》;
3、《关于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案复审情况的报告》
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印)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
这份由陈作业写的、以湖贝支行名义上报的正式文件,报到会计部后,由部门负责人转到资产防损部共同研究一番。然后,以总行产防损部的名义,对湖贝支行书面批复如下:
湖贝支行:
你行《关于安延、岸尾两公司贷款帐务处理的报告》收悉。按现实情况,本案可以申诉。但安延公司财产状况差,除己查封财产外找不到其他财产,本案申诉意义不大。你行意见对外追款11650万元,在行内帐上挂12000万元,这种做法增加了利息,实际对支行不利。因法院已有判决,对安延公司帐务按法院判决记帐。经行长批示,350万元差额以核销方式处理。但先不单独办理核销,以后一并处理。
此复。
深圳市民银行资产防损部(印)
1999年4月30日
看官听说:时间很快流逝着,从1994年朱赤儿结识庄宇,在还未开业的湖贝金融服务社轰轰烈烈地开展“以存定贷、存贷挂钩”套取贷款到现在,转眼五年就过去了。五年间,湖贝支行没有从安延公司和朱赤儿这个自称“伟人”的农民兄弟手中捞到什么好处,反而让朱赤儿的安延公司欠下了12000万元的贷款本金和近亿元的欠息。一个没有读多少书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前也就是做些转手买卖、倒腾点山货什么的,当时叫做“投机倒把”,也就赚点蝇头小利。不料想政策放开后跳出了自家的小山村,居然有那么大的能耐,折腾起正而八经的银行来,也是如此风生水起,波澜频生,着实让不少金融博士大跌眼镜。当然了,也让不少城里人自愧弗如。可悲的是,市民银行的领导眼睁睁看到这样的呆帐越积越多,几年了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应对,倒是没完没了地、一个劲地搞他们的人事调整,美其名曰:“机构改革”。整天请新人驱旧人,任张郎免李郎,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乎,在市民银行里,总有发不完的人事任免文件,这些新官通常不是市民银行员工熟悉的老面孔,他们都是外面对市民银行慕名而来的所谓“能人”。这些人的上任来得随便,只要向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吹一通牛皮,就能混个支行行长当当,而下台也就同样走得快捷:“你说我没有成绩,把我的官免了?好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陪你玩了!拜拜!”
这样一来,就是身居总行部门总经理和支行行长高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这官到底能当多久:一年,还是半年?人人的心里都在盘算着在这个任职时间段里于公于私能干些什么,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各种短期行为应运而生,根本很少人去为市民银行的长远利益着想。
却说王显耀自从那天找了夏天和徐东海谈话后回到家里,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在心里想,看来这病不治一下还真的不行了。他那当处长的老婆回到家里,也是一个劲要求他要踏踏实实在医院住下来,不要再搞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挂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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