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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装修工人说：“你问那配钥匙的，他可以与老板联系上。”
樊婷随即与叫林太明的修钥匙的人联系上，林太明答应马上与出租方联系，下午到大楼二楼茶餐厅交谈。
下午，樊婷和夏天依约来到茶餐厅，交谈中了解到，每间实用面积六平方的商铺，每月的租金1560元，另加一次性的“建设费”两万元，合同期三年。这样分摊下来，每月的租金是2100元。林太明鼓动着说：“我也租了一间，这商铺租下来以后，如果在满三年后，还是你继续租，那就只有1560元的租金了，不就赚了！”
夏天和樊婷考虑的不是这点，他们简单商量后认为：这排商铺有两层，上面还可以放商品，也可以做加工场，而且离家也近，有什么插花蓝、包扎花束的生意时，家人可以及时赶到把生意做了，是理想的经营场所。于是夫妻俩当机立断，签了合同，即时从柜员机里取出5000元作为定金，并计入拟交的20000元“建设费”中的一部分，余款于三天内付清，合同期约定一月二十日起算，但是，商铺必须早于十六日交付乙方使用。
第二天，夏天拿着一本存有港币六万元的活期存扎，来到妹妹夏芳所在的农业银行人民北路支行，按照当时一港币兑换一点二四人民币的汇率，转换成七万多元现金，准备在花店生意上一展身手。下午，夏天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交清了租店的建设费和当月租金与押金。然后，谋划着简单装修的相关事宜。而樊婷则与平日里从东莞来到深圳走街串巷挑担卖菜的妇女联系了合作意向，每天上午早上至十点钟前将店铺的一半借给她，每月补偿800元作为租铺费用。
樊婷说：“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是赚是亏，这样转租一下，起码减少了负担。”
夏天表示赞许。
樊婷又说：“我们这个铺位离学校近，听说这间小学有一千多小学生。我们经常到深圳中学门口看那些铺位，现在有钱的学生大把，一放学很多人买吃的。我们可以到沙头角买些免税的水果糖、饼干等小巧玲珑的零食转卖，估计好卖。这样，不就不愁交不出房租了吗！”
夏天说：“我估计只要落力经营，还是能赚钱的。现在的当务之急，一是你要联系上高金萍，到荔枝公园实际看一看、学一学花束包装；二是我们一起到鲜花批发市场看看行情，准备进货；三是要到工商税务部门了解办证和税务征收的问题。要长期经营，就要搞得规范一点。不要搞偷税漏税那一套。”
樊婷说：“对了，我们作为下岗人员，政府在工商税务方面不是有三年的优惠吗？我们去劳动局办一个失业证。”
接着的一连几天，樊婷夫妇俩全身心投入花店的开张事情之中。
樊婷在高金萍的引荐之下，来到荔枝公园花店，拜程晓灵小姐为师，花了三天时间学艺，学会了圆形花、手捧花的包装和会议盆花、开业花篮的插花方法。回来后对夏天说：“我看是一理通，百理通，没有什么难的。我以前在药店接触那些处方，不是有君、臣，主、仆、引之类的说法吗？在插花中也有这一说：主花、配花、枝叶都要放在应该放的地方，才是美，不可喧宾夺主。”
夏天因为还没有涉猎鲜花方面的知识，只有听的份儿。第二天，夏天赶到深圳书城，买回三本分别讲艺术插花、鲜花包装、喜庆花篮制作方面的书籍，在认真地推敲起来。
后来，夏天、樊婷根据程晓灵小姐的指点，专程来到莲花山花卉市场浏览了鲜花批发、花束花牌制作、盆栽交易等行情，在一个名叫高新鲜花批发的档口，聊了几句之后，发现老板娘高小姐是老乡。一番交谈之后，老板娘高小姐倒是大方得很，毫无保留地教授了胸花制作，花球与包装纸定制等工艺，并传授经营之道说：“做鲜花不要怕竞争，越是竞争，自己越要有特色，花要比别人多，要让客户感到你是规模经营，越是这样，你的损耗就越少，就越有钱赚。”
夏天听着高小姐的讲话，好像还有企业管理理论在里面，心想：“真是行行难，行行出状元。”对她热心帮人心存感激，临走时，在这个店子购进了1500元的花瓶和丝带。
正当夏天夫妇在莲花山见识得差不多了，准备往回赶的时候，湖贝支行的韩小妞科夏天的科机，夏天用手机打通她的电话后听韩小妞说：“夏经理，行长要我通知你：什么时候来一下行里，到办公室主任谢统办那里签具人事考核意见。”
夏天说：“这几天我都在外面忙着。这样吧，如果这两天我都没有到行里的话，你将我的考核表领出来，改天我找你签一下就行了。”
韩小妞说：“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次日上午，夏天夫妇拿着户口本，来到罗湖区劳动局，原拟办理樊婷的失业证的，在窗口的工作人员看到不是原居民，问道：“调进你们的是市属企业还是区属企业？”
樊婷说：“是市属一级公司，现在破产了。”
工作人员说：“你是通过市里调进的，你的失业证要到市劳动局办理。”
于是，在樊婷的不满之声中，两人下了楼，发动了轿车，来到桂园路的老劳动局办公楼所在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拿了两张办理培训班的纸条，说是培训完后，才能调来档案，检查后开出失业证。这样，第二天一早，夏天夫妇又来到位于深南路的新劳动局大楼参加培训。
培训开始后，一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端着一个不锈钢茶杯，不紧不慢地从会场中间的人行道走上讲台，在讲台的藤椅上坐了下来。然后，板起脸孔，两眼冷冰冰地看着会场或站着或坐着的众多失业者。接着，打开茶杯，用口中之气吹开茶杯中的茶叶，喝了一小口。
这时，只听主持人介绍说：“现在请许处长给我们讲课。”
这个叫做许处长的授课者就是上文讲的戴眼镜的男人。他看了台下一眼，矜持地说：“我们办这个培训班，跟办理《失业证》有关。但是，你们办理《失业证》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要拿到工商局去办执照，那就错了！如果说要拿到计生办去协调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那也错了！如果说要拿这个《失业证》去找工作，博得人们的同情，那还是错了！我说啊！所谓《失业证》就是证明你失业，没有工做，仅此而已！……”
就这样，一个上午的培训，会场上挤得满满的失业人员在听着三个处级干部拖着矜持的腔调，稍带点冷嘲热讽的意味，告诫与会者不要把《失业证》用作不恰当的用途的讲话。
参加完会议后，坐在会场出口的工作人员手中拿着一个长方型条印，对与会人员手中拿着的纸条上盖了一个章，就算培训过了，可以调档案进劳动局了。
夏天显然对这几个讲课的所谓老师很反感，在回家的路上，对樊婷说：“办理失业证，可能对劳动局的工作质量有影响，你看他们说话的口气，还是很不情愿办理的。他们不是真正在帮失业人员就业和解决生活困难，而是想人为地把失业率降下来，让部门的面子上好看。”
樊婷说：“《失业证》一办出，政府要支出失业救济金，要代交医疗保险，当然不情愿了。”
夏天说：“我们办理《失业证》原拟在开店的时候，享受一点优惠政策的。既然这样，我看不办了，作为经营者交点税给国家未尝不可，不要因为这三几千元的事，被别人摆来摆去，丢人现眼。”
樊婷未置可否。
2000年1月7日，夏天来到湖贝支行，先在徐东海办公室与他聊天。
徐东海显然对自己可能被炒心里有气，对夏天说：“老夏，这几天你怎么不来支行一次？”
夏天反问道：“我这不是来了吗？”
徐东海说：“现在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被人炒了鱿鱼，也不见得和你商量一个对策。”
夏天说：“你和许爱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胡辉有点异想天开。其实，我在参加了胡辉主持的七月十九日晚的会议后，已经判断出我们这个岗位是不可以呆的了，后来胡辉因为受到太大的压力，又安抚我一切照旧。当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还不是故伎重施？他最搞笑的动作就是把我安排在你这个部门，让我当你的部下。你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吗？从上下左右的看法来说，我成为你的部下，一是让你难受，感到很不好领导，让你心生退意；二是让我觉得难堪，跟他闹起来，他再采取措施。但是，我偏偏在这两点上都不跟他过不去。我只是请总行领导做出判断：夏天是有用之人呢，还是江郎才尽？当总行领导不对我做正面回应的时候，我对市民银行的历史作用和义务便算尽完了。”
徐东海问道：“你跟总行说了吗？”
夏天说：“总的来讲，总行是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的。胡辉一味的胡来，有申一枫在撑腰，要不然早就翻天了！”
徐东海说：“总的来说，我们在支行干的时间太久了——六年了，现在离开支行应该说不是坏事。到了今天，对于你、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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