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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妥吧,没准儿洪武爷当年就是这个意思呢,如今朝廷紧需银子,而海洋又是充盈户部的唯一捷径,我们又何必非要究竟洪武爷说的那几句话儿是不是规矩呢?”
杨士奇这番话儿娓娓道来,说得不急不缓,刚刚还准备争辩几句的官儿,忽得没了声音。
杨士奇继续道:“洪武爷驱逐鞑虏,肇始皇朝,自登基之初,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从洪武十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天之内,他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众人听得有些莫名其妙,明明在说祖宗规矩,怎么扯到洪武爷勤政的事儿上了?“
就在众人不解之时,只听得一个声音道:“何止这些,洪武爷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
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如此作为,诸位大人当真看不出来么?”杨峥的声音在杨士奇的话音后,迅速的响起。
“好小子,反应果然快啊?“杨士奇暗自赞扬了声。
“看出什么?”郭资看了一眼杨士奇问道。
杨士奇笑道:“洪武爷如此勤政,如此勤俭,说到底是想为了大明能够兴盛起来,能够传至千秋万世,当年的所作所为,说到底还是为了朝廷好,若不然也不会亲自知会倭国,一并解决倭国给沿海居民带来的海患,若不是倭国的国王太过无礼,洪武爷未必会下这个禁海令……?”
对于这事儿,毕竟离得不远,许多人还是知道的,当年洪武爷想招抚倭国,两次派人出使倭国,欲其臣服。结果,一次被拒,一次使臣被杀。倭国一个诸侯大名还给洪武爷一封书信,狠狠嘲讽了他。洪武爷大怒,想要出兵,却又顾忌北方蒙古的实力,只好下了禁海令,让其骚扰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海盗自生自灭,这道禁海令如杨峥所言,不过是迫于当时朝廷局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如此一来,对于杨峥刚才的分析,众人不免又信了几分。
“简直是胡说道?”杨善怒道,其他支持他的官儿,也纷纷点头表示支援。看还有这么多铁杆粉丝,杨大人登时信心暴涨,瞪着杨峥道:“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真正的禁海,你们听说我说,洪武四年,洪武爷给大都府臣的上谕是这样写的:“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和遣人出海行贾,则濒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隐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这可记录在祖实录上,你们不会听不明白,看不明白吧?”
这份诏书语言简短、意图明显,朱元璋首先提到大海是沟通外国的渠道,故而就需要将它禁止,虽然没有明言是被倭寇所迫,但涵义自在其中。接着他又提到:自己近来听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和两个人不知抱着什么目的居然派人出海经商,像这样的事情,相关部门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不可放纵。对此,朱元璋又进一步指出:出海经商这是很危险的,搞不好这种行为就会变质,“人皆惑利而隐于刑宪”。在这份诏书的末尾,朱皇帝尤其表现出了对商人的不信任,因为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正所谓“无奸不商”、“商无奸不立”云云。那些商人为图一个“利”字,演变到最后往往就会不惜铤而走险——而最可怕的是,这些商人可能还与军队有直接瓜葛,那就更不能不严肃对待了!以后,有鉴于各地执行不力,朱皇帝又接二连三地下诏重申海禁,比如洪武十四年就下诏说什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而洪武十七年更干脆下令“禁民入海捕鱼”,这种切断渔民生路的极端做法,已经有封海的意思了。洪武三十年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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