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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因为白银代替了一部分铜币进入流通领域。
三饷加派，加派的征收方式是折银而不是本色。
如果仅仅以三饷加派而对全国各府州的赋税进行排名，没什么意义。
苏松重赋，这是明人皆知的事实。
苏松两府在三饷加派之前，其亩均税率0.12，单位：两/亩。
这就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大截。
此外，明朝财政税收输送方向，可分两块：起运和存留。
其中起运的主要分送到户部的和内库的。
换而言之，明代有权征收赋税的并不只有户部一个衙门，兵部、工部都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银两，仅仅是送到户部的。
也就是说，并不包括送到内库、其他仓库机构及地方存留的税收。
以苏州府为例。
万历六年，苏州府赋税总额假设全部折银的话接近90万两。
这些赋税大致可分以下六种：田赋、上供物料、钞关税、盐税、商税、徭役折银。
其中田赋又主要分夏税秋粮，而大明万历朝全国平均夏税秋粮起运比例是57.2%。
但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夏税小麦就有40626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7.13%的部分已折银)，存留麦13038石。
起运秋粮米1850607石，经侯官响统计，其中约有38.18%的部分已折银，存留米188287石。
起运的除了实物税收外，便是折银后的夏税，含小麦、农桑丝折绢、税丝折绢等，和秋粮，含米、马草、户口盐钞银等。
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折银夏税是两，起运折银秋粮是两。
以上这些起运的实物税收，也远远超出了57.2%的比例。
至于这些起运粮食目的地，那就多样了，南京北京都有机构负责接收，因此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手户部太仓库的。
太仓库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银而非粮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祯十六年苏州府上缴到太仓库的额银是565518两。
这个税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苏州府所缴纳的本色的。
而且崇祯十六年苏州府的额征银和万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
崇祯三年松江府的赋役构成本色米麦赋，约33万石。
明代存在着一种说法，叫“南粮北役”，意思是南方赋役中粮食负担更重，北方则是徭役负担更重。
但是韦宝认为松江府的“役”比“粮”更重。
崇祯十六年，倪元璐额定下的松江上缴到户部的赋税额银是232883两，相当于崇祯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银的田赋。
由此可见，难道松江府的赋税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财政的才会把明末太仓库，新饷库，又或者是兵饷左右司的银额当成各地的赋税，典型压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税收的。
三饷那有没有收足呢？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没有三饷，江南赋税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赋是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长时间困扰明廷的财政问题。
江南第一次出现逋赋高峰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事实上早在洪武年间苏州府就有逋赋趋势了。
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间，欠粮392万石。
宣德四年，苏州府又欠了700万余石。
自15世纪起，明廷蠲免江南赋役的记载就太多了。
崇祯十六年，南直隶部分府县，淮安府、徐州、庐州府、凤阳府，蠲免原因然后明廷考虑到黎庶的艰辛，给部分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蠲免”。
其实被蠲免的地区，基本上是大明失去的底盘，比如河南、陕西、湖广江北等地。
一个例子就是河南省以黄河为界，以南的州府全部蠲免，而以北的彰德、卫辉二府一分不少。
神奇的是，富甲天下的南直隶再次获得了41万多的蠲免，约相当于其定额的七分之一。
这意思就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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