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盈朝国泰民安，完结撒花。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什么呢？皇帝让文官背锅，可以，但你想摘干净不行，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我们花钱多，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

    因而真实的情况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而被动参与的，就如他儿子隆庆（裕王），情况也更简单。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那回事。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都得拉着你帮我。不然打死了我，血溅你一脸，你也没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里的文官，严嵩、严世蕃也好，徐阶、高拱、张居正也罢，即便是胡宗宪、赵贞吉、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后期赵贞吉入阁），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

    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曾经在郑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评价严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帮皇帝的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嘉靖同志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搞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而隆庆不想升仙（当皇帝之后磕药的情况另算），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帮自己。自始至终，他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而徐阶、高拱、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样，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

    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呢？从忠诚度来说，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他们没有家，皇宫就是他们的家，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吕芳也好，陈洪也罢，尽管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都是听话的。

    这也是为什么，欺天的周云逸会死，闹事的杨金水能活。真疯假疯，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

    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忠心和听话。

    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海瑞对嘉靖忠心吗？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你能说他不忠心吗？

    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改稻为桑，他不合作；迁居上表，他不配合；见了嘉靖，他可劲怼，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你又能说他听话吗？

    所以，海瑞只是忠心，而谈不上听话。他对嘉靖这个君父，只做到了孝，而没有做到顺。

    这就是另一个更犯忌讳的问题：听话和忠心，哪个更重要？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如严嵩、严世蕃；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宪。

    胡宗宪听话么？听话。嘉靖要改稻为桑，改；嘉靖要织丝绸赚钱，织；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说嘉靖坏话了，参他。（这放到现在就一句话概括：都给我宠！我要是嘉靖我就纳胡宗宪为妃（手动狗头）

    胡宗宪忠心么？忠心。改稻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织丝绸要织，但不能毁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说坏话的人要参，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说：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就是这个原因。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

    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在皇权面前，在现实面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这就是第三个犯忌讳的内容。

    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有没有理想信念？绝对有，刘瑾在朝的十年，他坚决退官回家。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