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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个优秀军事家的成长并不仅仅是熟读兵书，更多的则是战火中的历练。
而这种历练，不是很多人可以完成的。
这种成长，往往伴随着痛苦的牺牲，巨大的挫折，血与火的浩劫，生与死的考验。
完成这种历练，需要坚强的意志，好的头脑，以及能够死里逃生的运气。
这点毛文龙倒是完成了，但袁崇焕没有。
对于袁崇焕而言，成为货真价实的名将，路很艰苦，几率很低，几乎和中彩票一样，需要千锤百炼。
历史没有给予袁崇焕这样的机遇。
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厉害的将才，这比真正从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将才要容易得多，只需要读几本兵书，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说几个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专业名词，引用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典故，发表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见解，写一写自己都不太信的奏章，忽悠皇帝和大臣，包装一下自己。
成为军事家太难，搞不好把命都丢掉，毕竟深入敌后有风险，打仗会死人的。
成为很厉害的将才很容易，听几个老兵忽悠一下，多找将领聊天，把人家的东西搬过来，反正都是吹牛，又没有风险。
然后再花点功夫包装一下，花点钱抱一下大腿就行。
袁崇焕最大的能耐，就在于包装自己，简单的称呼为忽悠。
他能忽悠的让御史推荐自己，固然是因为肯花银子的功劳，但是，没有足够的包装与自我包装，这些御史是不会推荐他的。
不管怎么说，把自己包装的能够让御史推荐他，也是一种本事。
袁崇焕投机边事，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事是明末官员挥之不去的噩梦，兵部尚书与辽官更是烫手山芋。
然而，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高回报意味着高关注。
明末官员，如果官职足够大，是不会去辽东的，办好了政治分增加不多，办不好身败名裂。
但对于小官小吏，这显然是个机会。
在韦宝观察来看，明末这帮文武大臣，喜欢去辽东的，几乎是没有。
但关注辽东的，喜欢对辽东大发评论的一大把。
亲自办事的不多，但找别人碴子的一大群。
主动解决问题的很少，但设法获取利益的一大群。
因为相对于前者，后者总是很容易的。
此时的袁崇焕，还不是蓟辽督师，他不需要亲自办事，只需要让上面赏识他就行。
在发出“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守足以”的豪言壮语后，袁崇焕去了辽西。
和后面对皇帝说的那句“五年平辽”一样，袁崇焕这句“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守足以”，基本上是个废话。
因为当时广宁之败后，明帝国损失了大量的军队，财政也陷入困境，缺的就是兵马钱粮！
问题不解决，牛皮震天响，实事不做，花功夫在表面。
大明要是有足够兵马，要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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