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oylty），并认为，在社会群体采取“退出”选项时，集体行动将遭遇失败，而采取了“呼吁”选项时，社会群体就能够和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联手改变不合理的旧政策，推动变革。最后，作者用了几个案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3。译者序（3）

    在第七章，也就是本书最后一章里，作者提出了全书的一个终极问题：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作者先就政治变革的核心——政权变革作出了解释，同时对中国政治精英的政权变革观念作了分析；随后，作者阐述了三种政权变革的方案，并讨论了信息技术在各种方案中的可能作用和局限。在分析了以上内容后，作者认为，从渐进的政治自由化中生变革是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其结果是政治自由化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改造。这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和所要得出的结论。

    （2）构建一种政治学的分析

    作者一直以来都认为，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展进入微观研究，而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203页。这种“宏大叙事”的缺失，导致了对中国许多问题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一个受到时间和地点限制的框架内，一旦具体的被分析事项生了变化，所有的分析就要推倒重来。作者试图在这部著作中，对互联网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建立起一种政治学的分析。这种政治学的分析，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经受不住考验。作者最后没有为本书再写一个新的序，就是认为他对这一领域的政治学思考基本没有变化，而依然保留了其原来的观点。超越简单的政策分析思路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路，正是经典著作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在当下中国受到热议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极佳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之后，对这场革命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数都是站在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判。托克维尔的分析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的眼光跳出了简单的阶级分析视角，以一个更加宏大而超然的角度来观察法国大革命生的原因。因此，任何对于此类作品的评论，如果仅是从政策和细节的角度批评，或是脱离了作品建构的写作基础和论述的环境，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这些评论和它们所批评的对象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平台上交锋，从而失去了评论的意义。

    马凯特大学（mrquetteuniversity）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康勉（brrettmccormick）曾经为《技术赋权》一书写作了一个书评，并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你只有时间来阅读一本有关中国互联网的书，那么这本简明扼要且可读性极强的书将会是一个好的选择。”thepolicystudiesorgniztion，reviewofpolicyreserch，volume17，no。1（2010），pp。89…91。麦康勉对这本书的详尽评述基本涵盖了本书的特色，不过在其提出的批评意见上，译者认为与此书所要论述的话题并不在一个平台上。麦康勉认为此书未能够就不文明网络暴行的兴起进行讨论，例如“人肉搜索”，但是在译者看来，此书写作的背景设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人肉搜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和问题，还没有进入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领域中，即便是国家也没有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来针对这一行为。相反，对这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学界、思想界和媒体界，因此，这一问题在本质上还是“社会的”，在本书中不进行讨论是无可厚非的。

    因此，政治学分析的框架就是要超越一时一地的现象，通过剥离现象及现象之间的关系，探索出事物背后的本质和相互联系的逻辑，并使得这种观察能够经受住新的同类现象的检验。我们不难现，许多成书于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甚至是上千年前的著作，对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启意义，就是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站在了一个超然的高度进行一种规律的解析。《技术赋权》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4年，当时盛极一时的互联网现象还是博客、bbs、聊天室等。今天，信息技术的展已经日新月异，手机的上网功能已经大大提高和普及，微博、微信、飞信等新事物已经逐渐使旧的互联网产品黯然失色，并以各种新的“网络问政”方式继续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展。然而我们会现，作者在书中的观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这些新事物的展进一步得到验证和巩固，因此，这就是《技术赋权》一书的价值所在。

    4。译者序（4）

    二、从《行为联邦制》到《技术赋权》

    这是译者为郑永年教授翻译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为《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结合之前译者翻译的另外一本书，译者试图将二者做一个类比分析。虽然这两本书的写作年限间隔较长，并且基本属于中国研究的不同领域，但是从这两部著作的写作特点中，还是完全能够看出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路，译者现就以翻译这两本书的感受为途径，尝试分析其在政治学著作写作中的特点与风格。

    （1）解释中国

    “解释中国”端于郑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成熟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并通过近几年媒体对其的若干采访而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参见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均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可以说，在这两部学术著作中，“解释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什么是“解释中国”呢？就是先要知道中国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先要了解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更不能轻易套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生的现象。在学术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先是当代最好、最为深入的时评作品之一，它们无一不是在对当时当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分析。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马克思的‘阶级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185页。

    同样，“解释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西方的经典著述。相反，我们应当看看西方的经典著述是如何通过观察西方社会的实践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观察结果的。简之，就是要注重理论和逻辑提炼和产生的过程，而非仅仅重视其结果。例如，作者在文中所采用的西德尼·塔罗（sydneytrrow）的观察，就比照的是其如何观察并“指出了商业出版媒体和社团及社会化活动新模式的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参见第二章）。此外，对于一些普适性的观察，或至少是在对中国经验进行观察后，现也可用于解释中国的，也可以大胆采用。

    因此，解释中国就需要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观察。在这两本学理分析浓厚的书中，有着许多的案例分析。《行为联邦制》分了4章，分别阐述了江苏、浙江、广东和西南经协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通过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所称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