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technologyrevolution：socilchngesndstteresponses，london：routledge，tylor&mp；frncis，2009。该书主要是一本论文集，集中了国内外许多有关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高水平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看。另外还有一些采访、演讲、会议论文等，均可在网络上搜寻到。例如郑永年：《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内政外交的双刃剑》，光明网：http：//int。gmw。cn/2013…01/21/content_6444266。htm；郑永年：《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载《联合早报》，2013年1月1日，http：//www。zob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n/story20130101…55038。作者在这些文章或采访中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起到了打破“城堡政治”的作用，迫使官员开始回应社会的需求，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开放性，网络问政、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等已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与作者长期主张的渐进变革具有的内在性是一致的。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中国台北：吉虹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8。译者序（8）
中国的互联网政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规模效应。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12年6月，我国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占比已达72。2％，次超过台式电脑，成为我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截止到今年（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亿，其中手机网民达4。64亿，占网民总数的78。5％。彭波：《移动互联网正以空前的深度推动社会展》，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internetnews/2013…08/13/content_1202822。htm。这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的规模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虽然时常遭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问政”模式。
先，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缔造和扶持了大量的国内互联网民族企业，在面对微软msn、谷歌（google）、社交网站fcebook和微博服务平台推特（twitter）的强势全球攻势下，中国企业借助网络管制，打造了属于中国的相应产品。腾讯、百度、人人网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都取得了与国外相应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的能力。同时，管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各大互联网巨头都在市场上争夺互联网用户，并不断推出能够适应新需求的产品，或推出能够创造出新需求的产品。在网络管制较为松散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见到如此大型规模且成体系的互联网企业。网络管制使得所有的企业在一方面服从市场规律运作的同时，一方面也要接受国家（政府）的指导。这为建设性的网络问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破坏性的网络政治效应。虽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边界还很模糊，但是这种效应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其次，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华人社会里，缺乏大型的网络通讯服务商不仅出于可以便捷地利用美国明创造的应用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撑这样的企业，企业最终也无法与强势的美国企业竞争，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在全球占据了强势地位，就是“互联网”本身这个词，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美国的互联网，目前国内公众使用的网络的准确称呼应当是美国的国际网。吕述望：《中国没有互联网》，载《看历史》，2013年4月，第10页。互联网的国际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随着斯诺登事件的出现而为全球所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展，使得中国民众可以借助自己的网络体系来在中国内部推动渐进的政治变化。
再次，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不断学习和实践了有关互联网管理和控制的尺度所在，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对网络的控制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并显得愈成熟。最近一次对互联网的整顿集中在打击所谓的网络谣上。新上任的领导人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国家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08/21/c_132648439。htm。。这个被称为“8·19”讲话的全面反映了国家对在网络上与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随后，一方面，各省市、各大宣传媒体都纷纷表达了捍卫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决心，另一方面，对互联网谣的清理工作也随之开展，随着“两高”司法解释的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多名网络大v被逮捕，国家管制和引导网络舆论的意图十分凸显。与以往对网络的清理不同，此次政府在一手打击网络谣的同时，也主动出击，倡导传播正能量的秩序，鲁炜：《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3年9月9日），新华网：http：//news。xin**。com/world/2013…09/09/c_125349386_2。htm。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互联网’植被‘”，例如扶植有“专业背景的中v崛起”，他们“将以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学理分析，赢得网民的理性认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样单单’吸引眼球‘”。祝新华：《打击谣背景下的网络舆论新格局》，千龙网：http：//news。qinlong。com/28874/2013/10/10/7《 href=〃mi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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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9026489。htm。这与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治理上，以技术干部政治的“专”取代意识形态治国的“红”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国家在对互联网的管控上采取“网络舆论”的“技术干部路线”，将有助于国家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优势。此外，近期一则《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的短篇卡通视频走红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是国家主动以新方式推动网络宣传的手段。《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网络走红点击破百万网友热议》，新华网：http：//news。xin**。com/zgjx/2013…10/18/c_132809131。htm。
9。译者序（9）
然后，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也愈成熟。***近年来，较有影响、并取得的积极效果的网络民意针对的主题主要是：网络反腐、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城管执法和土地拆迁。民众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渎职或不法行为时，积极背靠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援引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来为自己的权益辩护。例如，各地民众反对在当地建设px项目，乌坎事件中村民对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呼吁与肯定等等。借助国家推动科学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流大势，民众更加善于利用好互联网来为自己的权益呼吁和呐喊。
最后，互联网反映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张力。针对某一事件而集中表达意见的网民事实上是非组织化的，除了少数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案例外，大多数的压力最终转变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和其他矫枉过正地执行中央政策的况类似，地方官员对网络谣的打击远甚于中央。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6岁的初三学生因在网上“造谣”被当地警方先抓后放事件，不仅引起了网络的关注与热议，而且还引起了《人民日报》文，隐晦批评地方官员是“歪嘴和尚”，将两高司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