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念歪了”，因为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依法治网”应当是要将其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非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范正伟：《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25日，第5版。中央对网络的治理，是出于社会稳定和整体秩序的考虑，是对国家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和舆论导向的考虑。而地方则借着这股“东风”掺杂进了自己的“私货”。因此，不仅在互联网的管理上体现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张力”（中央与地方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而且最后又是网络的曝光使得这股“张力”再“升级”（中央对地方的批评）。这种张力在互联网推动的其他事件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最后啰嗦几句，出于某些原因，本译本有删节处理，对本书主题感兴趣并计划深入研究的读者，若不嫌麻烦，也可找来英文原著仔细研读，定会有更多收获。

    邱道隆2013年10月20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英文版序

    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了互联网，从那以后，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可谓是非同凡响。到2006年中期，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1。23亿，这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全世界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拥有宽带。在过去的几年里，使用即时通讯系统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翻了一倍多。到2005年底，中国的博客（网络个人日记）数量超过了3000万，搜索引擎每天收到的请求超过了3。6亿次。新的信息技术也进入了中国的内陆地区。几乎每一个县（事实上许多乡镇和村）现在都拥有宽带。即便是在遥远的城镇里，能够进行快速联网的网吧也随处可见，而且价格低廉。在农村家庭里，固定线路的互联网连接依然不太普遍，但是在乡村的许多地方，人们能够使用移动手机来上网，网速能够达到用有线电话调制解调器上网的速度。

    中国互联网的展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话题，不仅在学术和政策圈里如此，在商界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国的商界。一种新形式信息技术的出现会激起如此热烈的辩论，此前还从未有过。中国的互联网展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巨大的诧异，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展的速度。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和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展，互联网和其他形式信息技术的使用还会继续增加。所有与互联网有关的辩论的核心，在于这种新技术会带来的潜在社会…政治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展，很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些人开始指责跨国公司，认为它们助长了中国互联网的展，这些公司包括思科（cisco）、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和雅虎（yhoo！）。一些分析家认为，如果没有从美国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进口的技术和装备，中国就无法建立起如此成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10。译者序（10）

    中国政府担忧信息自由流动所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如今，政府已经放松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以便向其移交一些原先由政府履行的职能。这些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平稳地增长。然而，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在一些领域里，例如在减贫、慈善和环保问题上，国家鼓励非政府组织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悲观主义者将中国的互联网仅仅视为政府进行控制的一个工具，而乐观主义者则指出，技术在产生自由化效应上几乎有无限的潜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是能够利用新展的技术来使政府的控制更为无效。我们以博客作为例子。博客使得审查人员的工作即便不是不可能开展，却也使它变得更加困难了。通过不使用禁忌的关键词，包括那些由程序植入中国版微软网络服务（msn）微软网络服务的英文全称为microsoftservicenetwork，一般简称为msn。中国版的msn空间指的就是博客服务。——译者注空间的敏感词，中国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人群知道如何越过审查。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激烈地竞争，以吸引博客大军到它们的门户安家，因此，似乎没人审查谁在撰写这些博客。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上，一个博客能够轻易而快速地建立起来，并且没有人会要求博主提供可证实的个人信息。

    与更为传统的媒体（例如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新的信息技术为中国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移动电话、短信和即时通讯、windowsmessenger（微软公司开的即时通讯系统）和qq（中国腾讯公司提供的聊天工具）都帮助人们形成了大规模的联系网络，这种形成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自由也反映了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出于各种市场原因，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但又正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企业不得不“放宽”政府设立的规则和要求，以便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近期布了一项规定来限制手机卡的销售。根据这一规定，卖方必须检验买方的身份证。但是中国人很快就现，这一规定极难得到执行。将手机卡销售仅限于几家商店，并让它们能够办理注册业务，这对依靠这项行业吃饭的手机公司和大量的私人卖主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市场和政治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剧烈。政府能够频繁地试图限制市场的运作，但是市场则往往战胜了政治。

    政府确实在控制互联网，但是它也在利用这项技术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的路线。乐观主义者似乎过分关注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技术能力。但是，一旦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动员，就为其他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机会来进一步推进它们的路线，而这未必与政府的路线是一致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民族主义已经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相比其他形式的政治评论，民族主义的谩骂有更大的机会来越过审查。但是，民族主义也为社会力量试验新形式的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外衣。例如，2005年4月，当即时通讯被用于组织中国多个城市中针对日本的游行抗议活动时，它的力量变得异常明显，这些城市包括了北京、xvi上海、广州和深圳。在抗议活动的起过程中，新浪网（sin）组织了一场网络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展现中国民众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大约2000万民众在这个运动中署名。为了与新浪竞争，搜狐网（sohu）也征集了超过1500万个签名。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确实为政府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政府很快就现，它必须约束这些民族主义的动员，因为一旦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它们就开始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也表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来动员社会支持。如今，政府希望曝光各种形式的不法行为，例如**和矿难。政府正在向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转变，这为特定形式的曝光提供了合法性，它意味着公民能够推动合法性的界限。曝光什么是合法的，曝光什么又是不合法的，这二者之间的边界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当中，这为网络活跃人士引政治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当政府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关于修改收容遣送规定，有着许多内部的讨论，但是直到这一事件广为人知，才真正有所改变。接着，支持修改这些规定的人就战胜了那些抗拒修改的人。变化中的问题和政策议程允许改革从制度的漏洞中出现。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确实能够加强这些趋势。

    11。译者序（11）

    由于互联网快速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