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影响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现在也不得不关注大众评论的泛滥。***领导人重视民众的支持和意见，但是又希望保持既有的秩序，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诉诸群众路线。在2006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表示，政府应当广泛地听取互联网上表达的观点。由于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评估民意，互联网事实上成为一个晴雨表，尽管调查表明，网民几乎不能代表普罗大众，因为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够找到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本书里，笔者并不试图增加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乐观的观点或悲观的观点。一般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够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变革，但并非促进所有的政治变革。例如，互联网更有可能促进政治学文献里所称的“政治自由化”而非“政治民主化”。相应地，对国家起的特定类别的网络推动型挑战，有可能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xvii但是其他类别的挑战则有可能失败。在现阶段，哪一个行为者会胜出，是国家，还是社会，依然之尚早。国家和社会在网络上的多个场合中打交道，在这些场合中，有时候是国家胜出，而有时候则是社会胜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一种状况很可能会在中国继续持续下去。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互联网和相关的信息技术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它们还没有恰当地整合进我们的理论考察中。考虑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在快速扩张，在对中国政治变革进行理论思考时，互联网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概念化，笔者将互联网作为国家…社会关系文献的一部分。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互联网在规范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相互改造效应。互联网是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往往日益频繁。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各有不同。一些互动能够为双方都创造更多的力量。在这样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型的。但是其他的互动则损害了每一方的利益，在这些案例中，斗争的标志并非相互赋权，而是相互排他的目标。

    为了明晰互联网在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作用，本书强调三点。第一，必须对国家进行分解式研究。在网络舞台上与社会进行互动时，国家不应当被误解为一个统一和单一的行为者。国家是由不同的组分构成的，例如关键的单个领导人、政治派系、官僚机构和各级政府。在互联网的展上，所有这些行为者都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每一个行为者

    都可能利用互联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时，国家内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或权力斗争，能够为社会力量创造新的机会来对它们进行赋权，一方面它们施展自身的政治影响，或在另一方面致使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来针对它们，这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权力谋略的性质。

    第二，社会与国家一样，也必须进行分解式研究。不同的社会力量对互联网有着不同的偏好和利益。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社会力量并非独立xviii自主地追逐它们自己的展，因为它们依赖于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社会力量比其他社会力量更为独立自主，也组织得更良好。例如，相比组织较差的工人和缺乏组织的农民，组织良好的商业力量能够对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相应地，社会力量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和权力能力各有不同。即便是对同一个社会群体而，它的政治行为和影响力也取决于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段里给予其的政治分量。

    第三，通过它们在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国家和社会力量在相互改造。有些观点过分强调互联网仅仅是政府控制社会力量的一种工具，这种观点表露出一种误解，它误解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在真实世界的权力斗争。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离散的结果是可感知的，甚至是重要的，但是这一结果却极少反映任何一方的最终目的。它们的互动日积月累地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力量。国家有时候能够将其自身的政治变革版本强加给社会力量，但并不总是如愿。它或许能够对一些社会力量这样做，但是对另一些则不行。多半况下，国家必须调整自身来容纳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也许会现，它们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需要调整自身。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不断地相互改造，而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互联网在引导中国生有意义的政治变革上起到了作用。

    12。致谢（1）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笔者从许多个人和机构那里获益良多。***先，笔者要感谢笔者的朋友吴国光。这项研究计划最初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与他的几次探讨。笔者相信，他将会在这本书里看到他对笔者的思考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许多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想法来自于库利（tulkohli），在笔者于普林斯顿就读期间，他教会笔者如何思考像中国这样的展中国家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白霖（lynnwhite）教会笔者如何将不同社会力量的影响纳入我们对中国政治展的思考。笔者从王赓武那里受益匪浅，尤其是他有关技术进步与政治变革的智慧。黄朝翰经常与笔者分享他有关新信息技术（例如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展影响的洞见。伊丽莎白·赖特（elizbethwright）和裴士高（richrdpscoe）与笔者分享了他们作为记者在中国的经验，并为笔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作为政治变革一种来源的信息技术。曹聪帮助笔者理解，中国人有关科学的思维观念如何影响了领导人的科学和技术政策。在这项工作的不同阶段里，梁若冰、黎良福和赵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笔者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murielbell）、克里斯汀·奥斯特（kirstenoster）和朱迪思·希巴德（judithhibbrd）。他们指导笔者走过了评审、编辑和出版的漫长过程。特别要感谢杨丽君，她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和智力支持，并陪伴着笔者一路走来。本书中任何余下的毛病和错误，笔者必须独自承担责任。

    本书的研究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两个机构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研xx究环境。笔者还想要答谢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thejohnd。&mp；ctherinet。mcrthurfoundtion）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给予的资助。

    第二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于笔者和吴国光合著表在《比较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8期的《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共空间和集体行动》。yongninzhengndguogungwu，“informtiontechnology，publicspce，ndcollectivectioninchin，”comprtivepoliticlstudies，38：5（2005）。笔者非常感激塞奇出版社（sgepublictions）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它们。

    1。老问题，新答案（1）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否会在中国引政治自由化甚至是政治民主化？近年来，尽管科学和现代政体之间的关联性已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例如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展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富有意味并具有重要性。中国**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近代中国的其他主要政治力量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相信科技展和政治进步之间的关联性。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就认为，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