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之道途

永远把日本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把日本当作敌人的。可是我要问，中国在受了如此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日两国其实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认为中日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是要知道，这数千年中，中日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的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却没有友谊，他们之间依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所以很难说中日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

    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日两国之间都找不到。

    在七十余年中，日本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凌辱妇女，把中国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日本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族，而中国成了弱者，成了三等民族。日本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日本经济比中国发达，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日本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日本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日本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日本又何尝把中国当做朋友呢？而中国却把日本当做朋友，不过是乱套交情，强拉硬扯，一厢情愿而已。我实在没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一、前言

    偶尔在天鹰的论坛里面看见这篇文章，觉得写得不错，所以拿来与读者共享。

    **

    我们身处的社会（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父权制为主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特色。女性的个性与才能被长期压抑，18世纪以来女性为赢得自我的自由和权利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反抗，掀起女权主义的运动，一直到今天。20世纪是女权主义发展的高峰期，在心理、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都形成多种理论。在文学方面一般称之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20年代末由伍尔夫（v。woolf）的《自己的房间》开始，经由六十年代末的蓬勃成长，到九十年代末克里斯多娃（j。kristev）等的语言理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但把西方妇女运动带入一个新纪元，还给文学的注释和写作注入新生命、开拓新视角。

    女权主义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重读经典文本，解剖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反映的男性文化心态；二是研究女性写作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寻找和建立女性文学传统。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批判男性作家的文本时候多注重其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体现的性别意识。

    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的性别差异是自然的，但是目前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更多的是在后者上。在父权制下，女性不是天生就成为女性，而是在社会文化预设的引导下成为女性的。西蒙·德·波伏娃的名言“one　isn’t　born　　womn，one　becomes　one”正是这一观点的精妙概括。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者们（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多是女性）对中国五四以来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重读，茅盾、巴金、鲁迅等大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尖锐甚至是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下我们能够阅读到女性急于冲破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的痛苦和焦虑：

    “男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表达的首先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期待。……男性对女性世界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从女性的立场上看，是他者对女性自我的一种诱导、规范。这种诱导、规范，可能促使女性超越自我性别的主体有限性，借助他者的眼光来反思自我；但更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他律力量，对女性主体形成雅致，是女性放弃自我的主体意识而成为臣服于男性需求的第二性。……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

    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文学里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文学中男性声音占据统治地位的典型代表。不仅武侠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男性，而且小说中的世界，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活跃着的是一大批男侠。侠女往往是男侠身边身边的陪衬品，尖刻地说，大约就是武侠世界里用来平衡性别比例的工具。

    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侠女”的形象大概就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聂政的姐姐聂荣，继此之后尤其在唐宋传奇、明清小说里出现了一批侠女（或者江湖女性）的形象。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里，侠女常常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并不是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并不能与男性形象分庭抗礼，只是在阳刚的江湖世界里添上一丝阴柔的气息。而且在这些（有可能全部都是）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常常化身成两种形象：“母大虫”和“蛇蝎美人”。前者往往缺失了女性的个性特征，不客气地说，就是除了生理性别其他的都是男性的；后者则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延续和强调，是男性对女性的厌恶和压制。《水浒传》便是典型的代表：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这些上了梁山泊当了“好汉”的女性，作者吝惜于给她们笔墨，给了她们在梁山泊的位置，却没给她们血肉，甚至还丧失了女性的特征（即使是扈三娘这样美貌强大的女性，作者借由让她嫁给一个远不如她的男性以达到了贬低的目的）；阎婆惜、潘金莲这样的女性，作者渲染她们的美貌，又强调她们的水性扬花、蛇蝎心肠，向读者暗示美貌和蛇蝎心肠之间似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显然，这是不符合真实的。但是，在长期以来女性声音被压抑的文学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不符合真实的虚构。这是文学（美学）上的父权制。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种男性想象、虚构的虚假女性形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她们总结道：“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ndr　m·gilbert）和古芭（susn　gub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s　　cretion　‘penned’mn　；morever　；　womn　hs　been　‘penned’‘penned　in。’（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新派武侠的巅峰，成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文本，并且登入“主流文学”的大雅之堂。虽然金庸并没有跳出武侠小说的窠臼，他的武侠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性的世界，除了《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