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之道途

主人公是女性以外，其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这恐怕是金庸觉得以‘义’为核心的侠魂，只有在既深情又豪放的男性侠士身上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他把英雄传奇的‘专利’，归属于男性主角”，大约这也是武侠小说家以及读者的普遍心态。但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创造了一大批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主角受人喜爱，配角也常常博得读者的欢心，甚至比女主角更受欢迎。这些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赢得了交口称赞，甚至是一见倾心。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金庸超越传统自成大家的明证。她们被视作“新女性”的代表。

    金庸小说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正是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一个相对集中的概括式的分析。

    对金庸的情爱世界以及女性形象，正如和对金庸小说本身的评论莫衷一是一样，评论充满了矛盾和模糊。有人抨击金庸小说里的婚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所谓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的齐人之福”，“一男多女的多角恋爱，也同样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男子中心主义的‘现代表演’，是候补的一妻一妾、一妻多妾章。”《剑寒情暖读武侠》里指出“金庸小说中的爱情，实际上代表了男人的理想”，“可能是由于在男性为主体的武林世界中，女子处在被支配、弱小、卑下的地位，只能在苦苦挣扎中求得生存。”自然，也有人对金庸小说里的一夫多妻、一男多女的现象进行辩护，指出在情感以及道德的选择上金庸的男性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不仅只爱甚至只能爱一个；甚至说“为什么一个英雄身边常围绕着几个女性，……那就是可爱的男性是稀有品种，因为少，所以物以希为贵”。

    陈坚、章隆江在《金庸小说生命意识及悖论》中采取中间的立场：

    “（金庸）他以现代意识介入女性形象的塑造，笔下出现了一大批鲜活的有生命质感和力度的女性形象。这一切都与金庸对传统女性观的背弃和对现代女性观的肯定分不开。传统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一定程度被金庸以“人性平等”话语所解构，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妇女观的批判。

    “但另一方面，金庸未能也不可能完全超越传统观念的影响，毕竟传统的男权中心模式观念沉淀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潜意识无意识在自发地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使得金庸在传统女性观上形成了悖论，一方面他力图对传统男权中心意识进行背叛、消解、解构，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在某些方面传承着、表达着、阐释着男性中心意识……狭隘的男性意识与开放的女性意识形成创作面貌的两个对立支点。对男性中心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回归、默认、阐释必然对原先由于先进的开放的女性意识所带来的生命意识张扬过程进行着消解与颠覆，对生命、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的歧视、憎恶并存。”

    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的评价了。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的尖锐批判。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的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的、尖锐的战斗者的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的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的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的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的一个切入点。对一点的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的大师们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必须肯定的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的卑微软弱的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的主动、积极、独立的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的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武侠世界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的、虚构的女性形象。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的超越，但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的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必定会在他的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的心理需求”。

    二、众星拱月和孤星伴月

    在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做出分析之前，先做两个比较。在上文已经提到，金庸小说里多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优秀的（比如郭靖、令狐冲、乔峰等）或者并不那么优秀（比如陈家洛、石破天、张无忌等）的男主角都处于若干（至少两位）优秀女性的包围中（尽管他们多数最终只选择一位），还有段正淳――不管是批判他的还是为他辩解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把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进行得最彻底。如果把男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众星拱月了。

    与之相反，金庸小说里的女性尽管很优秀、很出色，青睐她们的男性往往就只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一位或两位。比如黄蓉，那么聪明美丽可爱娇俏的女孩，除了郭靖，还有一个就是欧阳克喜欢她了。好像天下男子都死光了。因此，假若把女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孤星伴月。

    施爱东在比较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说道：“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宽容最适合令狐冲的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认同”。　《红楼梦》里紫鹃曾经揭露这种残酷的一夫多妻：“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如果更往深处想，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础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女性客体化，成为“物”，而非有思想有自我的主体。女性依附于男性，使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倪匡曾经做了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正如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

    施爱东的“取悦”这两字用得很好。像宠物、奴隶一样的存在，以取悦自己的主人――男性为生，这正是历史上女性集体性的悲剧，即使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精神上仍然摆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