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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学学日本人，每年八月六日，他们那个“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仪式”就搞得很隆重，好像他们纯粹是二战的受害者似的；其实要是没那两颗原子弹，指不定还要别的国家死多少人。
我记得，有个日本人在网络上就中国民众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留下一句让人气愤而又令人反省的话：“我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没有资格批评我们！”
是的，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来记念抗日战争中死难的民众，有什么来记念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烈士？说有，似乎又没有；说没有，似乎又有。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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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你要什么样的幸福？
五十九。你要什么样的幸福？
伏尔泰，法国作家，讲过他游历印度时遇到的一个婆罗门僧的故事。
婆罗门是印度祭司贵族，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这位婆罗门僧很有才智，家产富有，但他对伏尔泰说：“我但愿没有生下来。”因为他觉得非常的苦恼。他毕生研究人生的哲理，但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罪恶泛滥”时，他的心与提问的人一样难受。伏尔泰觉得他是“越有智慧，越有感情，越是痛苦”的那种人。
而离他家不远的邻居是一个贫穷无知的老婆子，婆罗门为之烦恼的问题她一辈子也没想过，“只要恒河偶尔有些水给她洗个澡，她就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子了。”
于是伏尔泰问这位婆罗门僧：“那个老婆子，一无所思而活得很快乐，你反倒苦恼不已，不觉得惭愧吗？”
那位婆罗门僧明确地回答：“我不要这样的幸福。”
伏尔泰说：“婆罗门这句回答，比其余的话对我印象更深，我反省了一下，觉得我也不愿意为了追求幸福而成为痴愚。”
“我们固然重视幸福，但更重视理智。”
的确，浑浑噩噩的所谓幸福并不令人羡慕。
思想者的痛苦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思想。
所以“我思故我在。”
同是法国作家的罗曼.罗兰说：“幸福是灵魂的一种香味。”
幸福也许是有各种气味的。如果说智者的幸福是香味，那么愚者的幸福就是无味；自私者的幸福是霉味，行恶者的幸福就是臭味。它们都是从灵魂深出散出来，而且别人也闻得到的气味。
但愿，每个追求幸福的人都能保持自己如花一样美好和芬芳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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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中国的“老葛兰台”
六十。 中国的“老葛兰台”
《欧也妮.葛兰台》是巴尔扎克的一部代表作，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老葛兰台这样一个吝啬鬼的形象。老葛兰台在临终时把“金路易”堆在面前，长时间满怀深情地盯住这些金币，他的名言是：“这东西看看都会使人感到温暖。”
无独有偶，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提到一个人，与老葛兰台极为相似：
“姚安公言，有孙天球者，以财为命，徒手积累至千金，虽妻子冻饿，视如陌路，亦自忍冻饿，不轻用一钱。病革时，陈所积于枕前，一一手自抚摩，曰：尔竟非我有乎？呜咽而殁。”
大意是：听姚安公讲，有个叫孙天球的人，视财如命，白手起家成为富人；然而此人吝啬无比，不但家人受冻挨饿他不管，自己也忍饥受冻，不肯稍有破费。病危之时，把积攒的钱财堆在枕前，用手一一抚摸，流泪说：“这些不再是我的了吗？”随后呜咽而死。
正如清代号称“莲宗第十一祖”的省庵大师所言：
徒有千箱遗子息，
难得一物见阎翁。
看来巴尔扎克笔下的文学典型形象――老葛兰台，有相当广泛的现实基础。原来说巴尔扎克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但纪晓岚所在的清朝显然还不是。所以说，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所揭示的是人性共同的弱点，它能越时间和空间，展示它永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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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文化怪杰辜鸿铭
六十一。文化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化人。他13岁到西方留学，游学于欧洲各国，精通英法德意等近十种语言。回国后曾在清政府做官，民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这样一位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思想却极为传统和保守。他维护封建帝制，推崇儒家学说，并主张缠足，纳妾，留辫子。被林语堂称之为“怪杰”，被胡适贬之为“怪物”。但他却是中国最先与外面交流的一个文人，与托尔斯泰，泰戈尔，罗曼罗兰，毛姆等都有交往，印度的政治家甘地，也赞扬他是个“可敬的中国人”。
与当时留学西洋就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洋博士”们相比，辜鸿铭无疑是个“爱国者”；可惜的是，他维护了许多反动落后的东西，与所处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所以他活像是一个身穿洋装，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长辫子，不中不西的可笑人物。
辜鸿铭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说：“我要唤起欧美人民注意的是，值此文明濒临破产的关头，在中国这儿，却存有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容质疑的文明财富。”“这笔文明的宝藏，正是中国人――那拥有良民宗教且尚未遭到毁灭的真正的中国人。”“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
他甚至不顾世界展的大势，说道：“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她是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要知道，他的这番话可是在1915年说的；而随后的“五.四”运动，人民要求科学和民主的呼声就将他那呓语般的大话淹没了。
不过，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中也有一些很精辟的观点，比如他说：“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如果一个社会、一个人丧失了廉耻，政治没有了道德，那么我敢说这个社会最终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他还认为，中国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中国文明的伟大并不矛盾，他说：“单纯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为此他举例道：“爱尔兰的土豆歉收和大不列颠长期持续的贸易萧条，可能极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不能由此判断说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变得不怎么文明。”
辜鸿铭辩驳得很机智，也很有道理。这个道理至今仍人深省：“单纯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谁好意思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也相应提高了呢？
这位辜鸿铭确实是个怪人。
他讲的道理有时怪得让人笑，有时却怪得让人笑不出来。＼
（62）。再谈怪杰辜鸿铭
六十二。再谈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富有诗意地说：“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他自己确实就是这样一种人：像孩童一样，喜欢自己所喜欢的，并真心实意地告诉别人。他过着心灵的生活，而不是现实的生活。
“你是一颗星，一颗光彩夺目的星，
往昔的风暴和乌云全都已经过去。”
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引用一德国诗人赞美普鲁士王后的诗句，用来赞美“被残忍背弃的帝国皇后”――清朝的隆裕太后的。
他激动地说：“有谁能肯定，当今隆裕太后所受的痛苦，不会激帝国那四万万沉默的人民也奋起反击，坚决反对并制止这场愚蠢而疯狂的革命，并最终依然在暂时失色的皇室领导下，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纯粹的现代中国呢？”
历史非常“肯定”地把辜鸿铭的天真愿望否定了。
因为“心灵的生活”并不能代替现实的生活。
可是，即便是在他“傻话”中，也时而闪现出一些思想的火花。
比如，他坚决反对割辫子，称辛亥革命为“革革命”，他说：
“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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