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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发展生产力上有什么成绩？在发展生产力上有什么贡献？我们建国三十年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成就，同解放前的几十年比较，难道不是大大可以自豪的吗？你的这种思想有问题，是典型的崇洋媚外，是‘洋奴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哈叭狗’！”天津姑娘一激动，“大帽子”就给高保平飞过去几顶，“你是不是认为美国的月亮，都要比中国的圆，日本的海水，都要比中国的甜？”
高保平被噎得连吸冷气，“哎、哎，冯霞同学，咱们这可是正常的同学之间的辩论，可不是开我的批斗大会！干嘛火药味这么浓，温柔点嘛，咱有理说理，别扣‘帽子’，有理不在言高嘛，事实就摆在哪，你凶也说明不了问题，也别扯上什么美国的月亮、日本的水，班长，你说是吗？”他扭头望向我。
开学一个月后，高老师召开班会，让同学们正式选举班委会、团支部。
因为我代理了一个月班长，再三声明：不要把我作为候选人。
结果投票下来，班长仍是我，团支部书记是活泼可爱的天津姑娘冯霞。
就这样班里年龄最小的，反倒成了班长。这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对此都不太感兴趣，名利思想淡薄。而把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而已。
后来系学生会的两个高年级同学，找我参加学生会，被我以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坚决拒之门外。
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只好作罢，找了老大高健，当了学生会副主席。
听见保平问我，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我有点同意冯霞的意见，当然她的那几顶‘帽子’除外，”。
我周围旁听的几个同学都笑了起来，冯霞也不好意思笑着瞪了我一眼。
“这个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必须结合历史来看。建国前的历史，冯霞已讲得很清楚。咱们国家的底子薄，甚至比一清二白，还糟糕，起步点就不一样。”
“可日本战败后，同样基础很差，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可以说在废墟中起步，可我国解放后，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生产水平，却仍然比不上日本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宿舍的老二——广东人王志明，在一旁插话。
“日本虽然战后变成废墟，但他只伤了皮肉，而未伤之元气。早在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所谓的‘明治维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采取发展生产，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和富国强兵政策。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一百一十多年了。而我国从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是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时代，被人骂时称为‘东亚病夫’；被人夸时叫‘东方睡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只有四九年建国至今三十年的历史，同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多年、二百多年相比，所取得的成绩，还不能算是奇迹吗？”我说得也有点激动，声音不觉一下就高了起来。
“说得好”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几个周围，已站了不少人围成一个圈，还有不少外系的同学。
声音是从圈外发出的。
我循声而望，坏了，这不是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张玉保教授吗？他什么时候来的，难道这一节是公共课，怪不得外系的同学也都在（大学公共课是几个系的同学一起上大课），这下露脸可露大了！
“这位同学讲得很好”，张玉保教授走到我面前，笑着说，“你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瞧着你眼生。”
我一下了脸红了，我们班知情的同学“哄”的，发出善意的笑声。他基本不上公共课，你可不就瞧着他眼生嘛！
“噢”，张老师似乎明白了什么，“没关系，你们都是大学生，成年人了，只要知道在做什么，该怎么做就行了。老师教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不过我的课考试，你必须达到优秀。吴永成，是叫吴永成吧！现在咱们开始上课。”
说完，张老师向讲台走去，半道上突然转过头：“吴永成，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把刚才你们几个同学的辩论，写成一篇东西，发到报社，发到咱们学校和其它学校的校刊上，让更多的年轻人，都来参加这个讨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越争越论，才会显出她的永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经过多少年理论和实践证明的，并不能因为我们国家暂时的落后，就对这个制度本身产生怀疑。实践会证明她的正确，历史会告诉我们一切的。”
32.一九八0年,我来了
“不平凡的一九七九年过去了，回忆过去，无限欢欣。
一九七九年，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四化进军的第一年。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夺取国民经济胜利的第一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民经济的调整已初见成效，有了良发的开端，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清晨六时，我在学校的操场，沿着跑道跑着。学校的大喇叭，正播送着一九八0年元旦社论。
此时天刚微亮，操场上也没有几个身影，只有我一如继往地坚持自己的晨练：跑步热身——打拳健身——背诵英、日、俄、法单词。
入学快一个学期了，毫不脸红的说，早晨的我，已成了对外贸易学院操场上的一道亮丽的固定风景线。这种毅力，在一般年轻人身上是很难见到的。
一九七九年结束了，我边跑边想，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也八、九个月了，自己在这一年里做了些什么？在下来的岁月里又该如何做？以什么样的思维，去面对这个世界？
一九七九年，正如社论中说的，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夺取国民经济胜利的第一年，这是完全正确的。她标志着祖国，已开始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虽然良好，但这也只是一个开端。各种政策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局限性很厉害。可以说是铁板一块：针刺不进，水泼不进。
别说搞企业，就连个人，想领营业执照、办个小摊，也是无门可寻、坚决不准的。
在我印象中，全国第一个领取营业执照个人练摊的是一个温州女人，在一九八二年办的。那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个体户。国家政策到八二年，对个人经营在政策上才解冻，虽然在七九年十一月份，中央批转了统战部下发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商贩们就能如何大施拳脚，只是告诉你给你平反了。你只是一个正常人而已，不再打入“另册”对待，也不用再看别人的白眼了。至于其它，休想！你当真告诉他，你可以练摊了，比划起来吧，打死他也不敢有这个念头。“文革”十年，没把他们折腾死，就算祖宗有灵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就是以国有经济占百分之百的绝对控制权，不存在任何杂质，即国有全民制为主体、集体经济为补充。
至于“中外合资法”，虽已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颁布并实施，我看目前也没有一家外国企业敢来！老外也害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一九七九年。
良好的开端，无奈的局面。逝者已逝矣.
“充满希望的一九八0年来到了，展望未来，喜悦无限。
一九八O年，是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第二年。是夺取新长征第一个战役胜利的第二年，是八十年代的第一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喇叭继续播送着。
一九八0年是关键的一年，对我也是关键的一年，必须想办法，有所作为。
七九年十月，与鱼湾大队胡云珍一席“酒谈”，能影响到一个村、甚至辐射到一个公社。但那毕竟影响太小。即使先富起来也是小打小闹，只能解决温饱有余的问题。
况且农民由于受几千年封建残余的影响，受到了极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穷则自卑、自贱、自弃，听天由命；达则小富即安、固步自封、明哲保身。他们是一盘散沙，这不是我刻意贬低我们的父老乡亲，事实证明就是这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民爆发的革命，那是在他们觉得无法生存、绝望时，发出的怒吼！前提是有一个他们信赖的领头人。
对，我就要做他们的领头人。只有自已有了雄厚的资本，只有获得他们的信任，才能有资格做他们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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