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　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２８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　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这种后到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地变得更具侵扰性和破坏性。如果不去考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的人，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　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２９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nbsp&nbsp

    第一章　导言（七）

    讲故事　　任何关于过去的书都会有一种分量和沉甸甸的质感，使之显得充实而具权威性。这样的书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做了什么试验，总少不了开头和结尾。选择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段历史，其实仅仅是选择而已，记住这点是很有用的。作者所作的决定可能大不同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制造了事件、观察事件或评论事件的人心目中的合理决定。　　这个故事的疆界就像所有的边界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但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危险的愉悦》从19世纪后期大量的殖民备忘录、上层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游记开始写起。之所以从这里开头，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了，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至少在我这样的现代人耳中听来如此。其实故事的起点也可以再往前推半个世纪，那时上海刚刚开埠。主要使用19世纪材料的叙述会有不同的重心。　　本书的下限设在20世纪的后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娼妓问题再次引起论战；二来当代的议题及其历史的回声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再者也因我不具备超人的洞察力，又非决策者，所以我在提供预见或推荐政令方面无能为力。我与少数探讨娼妓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娼妓业的起源定在中国历史早期，虽说我认识到久远年代的回声造就了许多中国人理解近现代娼妓问题的语境。我与现在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也不同，我不以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运动为结束点，尽管我会讨论这次禁娼运动，那是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然而，我仍十分留意中国人在参与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