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的自白 第 1 部分阅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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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严格自律，我是中国私人侦探行业中最早吃螃蟹的人，必须自觉用国家法律和公共道德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所谓的行规自律、所谓的制度建设、所谓的市场准则都得靠我们自己去探索与完善。 我信奉这句话：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国家工商总局调整商标分类注册范围，允许公民以侦探公司名称注册商标以来，“侦探”作为一个职业已为国家工商部门所确认。这样一来，人们对私人侦探是否合法这一基本理念的认识从根本上得以扭转。２００３年５月，我顺利地在上海注册了“魏武军侦探公司”的商标，现在任何人通过互联网以“魏武军”为关键词搜索，都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我的注册文件。 在这之前，我曾想注册一家侦探公司，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专程从上海回到户口所在地成都，名正言顺注册“魏武军私人侦探公司”，但遭到了拒绝。原因在于：允许商标注册，并不等于允许公司注册。一盆冷水无情地泼了下来。 我从来不讳言自己是私人侦探。从开办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那天开始，我就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私人侦探。当时——包括到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守一些的媒体不敢称我为“侦探”，而含混称为“民事调查人”。更可笑的是，圈内的一些人，他们明明在从事私人侦探职业，但对“私人侦探”的称谓却闪烁其辞，好像“私人侦探”是违法犯罪的代名词，被人称作私人侦探就会大难临头了一样。
第二节 我与律师（1）
如果让１００个私人侦探来考律师，９０个考不上；同样，让１００个律师来考私人侦探，９０％不合格。 律师属于“白领”，私人侦探属于“蓝领”，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律师制胜的法宝是法律知识，私人侦探制胜的诀窍是社会经验、勇气、魄力。私人侦探和律师一样，要有社会责任感，正义心，不然很可能沦落为犯罪分子，或者演变成黑社会的成员。 “私人侦探的处境类似于‘盗版’或者‘黑车’，能做不能说。”有的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职业的外部环境，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不是井底之蛙，便是信口开河，因为他们混淆了是非。“盗版”与“黑车”之类的行为侵犯了公众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而私人侦探的行为却刚好相反，不仅能做，并且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说，而且可以大说特说了……至于政府的态度是可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变的，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人民群众需要，它不改变是不行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产生于法律之前，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作为先行者，应该具有为真理而斗争和牺牲的勇气和胆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的今天，中国的私人侦探事业必定会纳入正轨，步上康庄，对此我有足够的信心。 世界私人侦探历史证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各有所长，不仅缺一不可，而且相辅相成。１０年来，我和司法机关从来没有发生冲突，相反还有合作。例如有一次在云南某地，公安机关迟迟没有抓获通缉中的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为了追回自己的损失，委托我进行调查。我跟踪犯罪嫌疑人直达其巢｜穴，公安机关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前去抓捕，合作非常成功并且非常愉快。 在全国各地， 我曾经配合新闻媒体与律师和法律专家面对面进行过交流，在争鸣与争论中，我增长了见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自身和自己从事的工作。在一些关键的法律关系诠释上，由于国家对私人侦探的概念和法律地位并无明确界定，也无现成的法律条款，所以在关于私人侦探的理论认识上大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方和反方均从本行业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很难克服局限性，但是，在当代中国，唯物主义毕竟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践出真知，事实最权威。我有数百个案例的实践经验和１０年的实践活动，任何理论家与我辩论，都必然会无一例外地屈居下风。近几年来，我先后在湖南、重庆、上海、江苏等电视台做谈话节目，反复地与反方代表辩论，曾把不少当地的权威人士弄得下不了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认为不是我的对手没水平，而是他们没有实践。尽管编导们都说“精彩，但过分了”，我仍然认为实践出真理，真理最权威。 我与专家学者辩论最多的话题是：隐私权问题，即“隐私权”与“知情权”哪个更重要。我先举了一个例子， 一对恋人到广州某妇幼保健院做婚前检查。结果检查出男方患有梅毒，医生建议其先行治疗后再结婚，男方担心女友得知这一情况后会离开自己，认为这是个人隐私，要求医生为其保密。但女方坚持要求医生告知其男友婚检的真实情况。究竟男方隐私权重要还是女方知情权重要？院方左右为难，最后在女方的坚持下，院方告知其事实真相，女方随后与男友分手。男方为此找到医院要求赔偿，院方大呼冤枉。 对于这个情况，因我国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出具体解释，院方同情男方则侵犯了女方的知情权，而告诉女方事实真相则会侵犯男方的隐私权，怎么做似乎都会引起官司。 我把隐私分为“合法隐私”和“非法隐私”。如果是“非法隐私”就不受法律保护，我的行为就不算侵权，算是维护法律尊严的正义行为。既然按照我国的婚姻法，夫妻间有相互忠诚的义务，那么对于过错的一方，既然已经违法，就没有隐私可言。并且我国的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帮助委托人收集相关证据，也是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委托人要求你去调查配偶的婚外情，你的调查表明对象是清白的，但在调查过程中你有意无意地了解了他她 另外一些“无害”的隐私。这算不算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呢？ 这应该算侵犯了他人隐私，我承认。 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用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句话。我是调查对象配偶的合法代理人，我的工作可以解除这个婚姻内部的毒瘤，维持婚姻的本来意义；作为代价，调查对象的确在我面前暴露了一些隐私。但是更重要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不及时化解家庭生活中的致命矛盾，这些矛盾可能升级，不仅会使配偶双方受到伤害，还可能殃及其它的家庭成员，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当然，我们有严格的终身保密制度，委托人的任何个人资料都不应有丝毫的泄漏，至于与案件本身无关的调查对象的隐私，我们也会妥善地加以保护。 成都中法律师事务所的何佳林先生是我的朋友，他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禁止公民取证，也没有禁止公民委托他人取证，只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必须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才有权取证。因此，只要公民自愿委托“私人侦探”取证，“私人侦探”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就是合法的。“私人侦探”的取证性质就和律师差不多，只不过“私人侦探”的调查方式具有隐蔽性而已。
第二节 我与律师（2）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解释生效，该解释中首次确定，诉讼当事人偷拍偷录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这一规定给民事诉讼特别是离婚案件的受害方带来了福音，解释一生效，就发生了妻子雇人将不忠丈夫的行为拍下，作为离婚索赔的证据，最后被法院采纳的案例。 我与律师最深入的一次探讨，是与成都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成都市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曹军律师的一次对话，我们两人都很客观，对话之中都为对方留有余地，碰撞的火花到处飞溅，让参加电视辩论旁听的许多政法学院的学生听入了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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