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的自白 第 2 部分阅读(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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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豪和满足感是通过冒险才有的，弥足珍贵。 我分析后来我选择私人侦探的深层心理动机，或多或少与童年培养出来的冒险精神有很大关系。 我的调皮应该说很出格，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嘛。 上小学三年级时，暑假结束返校后，班主任关菊芳老师发现我的暑假作业本上空无一字，便罚我中午在教室面壁思过，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两个小时。下午一放学，我就快步如飞地冲出校门，在关老师回家必经之路的一堵花墙后埋伏了下来，等关老师走过时，我一弹弓就击中她的后脑勺。当我看到血从她的指缝中流出来，她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时，我立即伏下身子，一溜烟跑掉…… １０年后，我从步兵班长调任炮兵指挥排长，面对一大堆三角函数、平面几何习题无法应付时，我想起了对我教育最严厉的关老师。我利用探亲机会到小学母校去寻找她，然而得到的消息是她随丈夫调往北京几年了……碰巧当时我家也在北京，我回家第二天便去关老师丈夫所在部队——海军司令部打听老师的下落，部队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去了海南……没有机会向关老师请罪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大遗憾。 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还是打群架。 我把大院里的４０多个孩子武装起来，配备了各种“轻重武器”，并按照军队建制进行了排列组合，有一梯队、二梯队和预备队，通讯员，警卫员，我自然是“司令”，行使最高指挥权。我有自己的警卫班和传令兵，传令兵使用的是正规旗语。当时，别的什么书都没有读，但毛主席的著作却读了很多，好多文章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我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推崇备至，活学活用，用于指导我们所进行的“战争”。 首先，我要求部队“深挖洞广积粮”。由于军机关大院后面有一座山，我们就在山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建工程”，通过半年时间的建设，我们成功地在山上修筑了三道防御工事，有战壕、堑壕，还有交通壕，交通壕上空还有防空网。壕沟相通，环环相接，撤退与进攻总能体现“章法”，第三道防线与军机关大院的围墙相连——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敌人进攻太猛烈、我方实在打不过、节节败退的时候，就全体撤退到军机关大院里，起码不至于全军覆灭，留个“全尸”。在修筑工事的时候，大人们竟一点都不知道，连军机关大院的哨兵都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扎实。 第一仗是与外面的“后街男孩”干的。 “后街男孩”是现在的说法，其实就是营房外面老百姓的子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回家闹革命了，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大约有７０多人，而且都是大孩子，配备的武器也很先进，除了弹弓与短矛之外，他们还自力更生造了两门“土炮”，装上火药、灌进铁砂，轰的一开炮，杀伤力巨大。 由于他们人多势众，又掌握了先进武器，敌我力量对比，我方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导致战争胜败的因素有很多，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强方并不一定都能赢得胜利，只要军事指导思想得当，兵力配置合理，在运动中把握时机，打几个歼灭战，整个战场形势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我要求部队“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求全体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反围剿作战中的著名战术思想，放开前沿阵地，不打阵地战，敞开口袋，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合围。
第一节 我的童年（2）
这个战术果然奏效。刚一接触，“敌方”架起大炮就向我方阵地猛烈轰炸，我方传令兵正在第一道防线上打旗语，土炮直接击中了他的脸，顿时满脸是血。幸好“敌方”的土炮里没有装铁屑和钢珠，果真如此，传令兵不死也得残。传令兵被土炮打成了“麻子”，严重毁容，这位传令兵现在一所大学教法律。前不久，我还见到他，看到他那张麻脸，一种永远的内疚涌上心头。他却戏言：“你看看我这张麻脸，就知道那个时代有多么荒唐。” 大炮一响，“敌方”气焰嚣张，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我连忙传令前沿阵地（围墙）一梯队的官兵，迅速隐蔽在围墙的我方一侧，使敌人看起来我们已经“溃退”。而实际上，是我们主动放弃第一道防线，敞开口子，让敌人钻进来。我同时命令第二道防线的狙击手（二梯队）“子弹”上膛，准备痛击“敌人”。 “敌方”的先头部队在突破我第一道防线后，得意忘形，乘胜追击，想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们彻底击垮。由于追得太猛，他们与后方部队之间留下了很大一片开阔地。正是有了这片开阔地，让我的军事思想有了实践与检验的机会。 果然，他们的先头部队一进入我方布好的第二道防线，就等于钻进了我们的口袋。见时机成熟，我一声令下：“开打——” 此时“敌人”已经陷入我一梯队和二梯队前后火力夹击之下，弹弓打出的小石子如雨点般泻了过去，几乎是前后左右同时开花。战士们铆足了劲，把所有的仇恨都一骨脑儿地宣泄了出去。“为传令员报仇——”顿时，阵地上打杀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这时，“敌人”才意识到遭了伏击，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想抵抗又组织不起战斗队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群龙无首，乱作一团。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投降。 当战士们把１２个“俘虏”绑起来，带进“集中营”时，“敌方”的司令员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先遣部队１２个队员出去后，一个也没有回来？尽管他们有大炮，但还是不敢贸然挺进，在观察了半天之后，他们还是没有看清我方的意图和阵地情况，不得不宣布收兵。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胜利。我们用极微弱的代价（一张麻脸）换了１２个俘虏，特别是初战告捷，从精神上压倒了对手，极大地鼓舞了我方的士气。通过这次战斗，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书本上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变得感性起来，我也越琢磨越有劲，越琢磨越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时，我真把毛主席当成了“神”，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影响了我整个的人生。 像红军五次反围剿一样，我们这些娃娃兵也经历了若干次“围剿”。军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弟愿意参加战斗的永远只有４０来个，而敌方在不断地“征兵”，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的兵力扩张到１３０多人，几倍于我方。 敌强我弱的态势迫使我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和积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在与敌周旋时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拿军机关宿舍的玻璃出气，靠近战场的５幢机关宿舍楼当街的一面一年多时间没有一张完整的玻璃窗，干部家属以为是地方武斗的结果，他们被迫用油毡纸将窗户保护起来，却不知是我们这些子女惹的祸。 然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们经历了与当年红军相同的遭遇：由于敌方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异常狡猾，进攻时采取了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术，特别注意掩护翼侧和结合部。这样一来我的运动战和麻雀战等战术无法展开，于是第一二道防线相继失守，我终于退到位于防御纵深底部的“第三道防线”，这也是我预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是位于山顶的军机关警卫连的营房，一道一丈多高的石头砌成的围墙环山而建，与我的战场相接的部分有１００多米，围墙里面是一排猪圈，我和我的部下只要通过一道木门进入围墙，再把木门从里面顶住，我们就可以站在猪圈的屋顶板上俯瞰整个战场，是个易守难攻的理想阵地。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围墙内的营房里驻扎着１００多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们的司令当然就是连长了。警卫连长姓张，是山东掖县（现在称莱州）人。他的老家是山东的武术之乡，所以他除了练得一手好枪法之外，还有一身好武功，虽然他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挺吓人的，但是他对我很不错。他喜欢我的调皮和聪明，还对我用弹弓的射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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