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新诗歌在此时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朦胧状态。共同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梦幻色彩、儿童心态成为这些诗歌特有的标志。经过赵一凡的收集、保存，后来这些“游戏”之作，在“文革”后多数得以公开表。正是这样一批诗歌，后来影响和改变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的面貌。

    带我走吧，风

    到海和天空的边缘

    去追寻梦境

    ——《带我走吧，风》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海边儿歌》

    这些诗，已失去食指式的对未来无保留的信任。它们是“童话”，虚无缥缈、稚弱，经不起现实阳光的照晒。尖刻地讲，这是一种重扮童年角色的渴望，在医学精神病理学中称为“幼稚病”。患者喜穿童装、唱儿歌、做儿童游戏。在北京的沙龙中，一些知青诗人准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梦态”。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固守自己美妙的“童话世界”。“梦态”与“现代主义”的会合，这就是被后来理论家们称之为唯美主义“朦胧诗”的创生。

    诗人顾城有这样一段话：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阴影，花朵梦想着蝴蝶，露珠梦想着海洋……

    7。从郭路生、依群到童话诗的泡灭……赵一凡地下沙龙（7）

    “我也有自己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当我打开安徒生童话，浅浅的胸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我渐渐透明。抛掉身后的影子，只有路，自由的路……”

    顾城这段话是对“童话诗”最好的解释。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让我躺在白云上做一个梦吧

    我——想——你

    ——《梦之岛》

    如果风会指路

    所有小鸟

    都能找到那座小房

    没有门牌

    罩上水雾的玻璃窗

    画着心形标记

    太阳的喷壶

    把露珠洒在台阶上

    桌上紫丁香开了

    关在钟里的欢乐

    出阵阵鸣叫

    那时

    我们是孩子或老人

    都无所谓

    ——《住所》

    1972年在山西、陕西，在内蒙、云南、北大荒……下乡知青们已处于十分严峻的生活境地。大量知青逃回城市，或各寻出路。知青们已自己宣布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失败。返城风正在悄悄刮起来。在城市中，知青们在自己创造的小气候中，躲避政治运动的冲击。此时知青们龟缩在尽可能避“风”的地方，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了这批“童话诗”。现实的严酷是“童话”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郭路生曾征兆的纯净，通过另一种方式为一批知青诗人所继承。这表明了知青身上为历史所赋予的共有的品性：纯洁。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

    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

    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那时我们沉沉睡去

    ——《无题》

    这种安徒生式的“童话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硝烟滚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工农兵配合政治形势的“气势磅礴”的诗歌，形成尖锐的对比。在**集团封建法西斯文化**下，文网织密。文学青年们生存环境十分险恶，他们的新诗歌随时会遭到文字狱。1974年，政治局势生变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临时，“童声”合唱也随着政治压迫的来临而很快消失。

    1。黄金时期与“白洋淀诗群”的产床……徐浩渊地下沙龙（1）

    徐浩渊和她的地下沙龙

    1

    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反党集团的运动中，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1972至1974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1973年达到了**。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一诗影射**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积极介绍西方文化。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画家和知青诗人，主要人物为画家彭刚以及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等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群”的头面人物：岳重、栗世征，当时作为歌手参与这个沙龙。出入这个沙龙的还有当时已出名的依群。后来这个沙龙成为“白洋淀诗群”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的生活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沙龙的核心人物属彭刚，但沙龙的“灵魂”是徐浩渊。彭刚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最早的现代画家之一，当时刚17岁，就以其野蛮的艺术力量震撼沙龙。徐浩渊则让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装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并写出《陕北农村考察报告》。

    白洋淀诗群三主将

    岳重进入沙龙之后，很快也成为中心人物。岳重同栗世征来自白洋淀，插队已三年。岳重当时马上要被中央乐团录取，是个男低音，而栗世征自认为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四千册藏书。15岁时岳重即将《人·岁月·生活》（爱森堡）、《往上爬》（约翰·布兰）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19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15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当时，在沙龙里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的“头把小提琴”非依群莫属。

    青年时代栗世征与岳重一直形影不离。栗世征讲：“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白洋淀诗群”三名主要干将：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相识于“文革”前1964年，三人都是13岁，共同考入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在1969年初又一同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多多和岳重曾写过一些古体诗。在纪念**诞辰七十三周年时，岳重曾提笔作赋：“一**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在1968年晚秋又为同学占为明插队作诗“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骨硬，程远雄心固。”除了这些之外，这三个人都尚未有谁动过写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岳重等人已插队一年多，芒克拿来一自己写的诗给岳重、多多看。岳重当时的反应令多多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可是，多多对诗和岳重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