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知音，昔日的友，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x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3。“知青歌曲”的泛滥（3）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

    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4。“知青歌曲”的泛滥（4）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