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bsp;   森严的枪刺，

    向着赤手空拳的人群，

    渐渐合拢，

    步步近逼。

    我的朋友，？

    怎能想像，

    你，

    我儿时顽皮的伴侣，

    竟会血肉模糊地倒下！

    向谁控诉？！

    向谁抗议？

    从你滴血、撕裂的肺叶，

    叫出了尖锐的呐喊，

    批倒法西斯，

    还我社会主义！

    一名“政治犯”在狱中写诗自励：

    已有大路通青天，何惧目下蜀道难。

    9。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9）

    满怀希望看未来，冷蕊蓄芳待来年。***

    有人用一打油诗概括了当时狱中的景：

    起床

    起床铃声刚落，就听一声门响。

    “队长”门外怒喝：“还不快去茅房？！”

    放茅

    蹲下没一分钟，墙上忽然灯亮，

    剩下半截大便，咬牙收回肚肠。

    早饭

    窝头咸菜稀饭，胜似新侨西餐，

    奈何数量太少，反而引起胃酸。

    放风

    一年难得几次，二十分钟放风，

    且将阳光空气，尽量带回狱中。

    正餐

    泥沙蛆虫腐菜，做此“美味鲜汤”，

    窝头犹如石头，专练铁胃钢肠。

    午睡

    囚犯实在幸福，每日午睡充足，

    可怜此觉刚醒，肚子造反呜呼！

    锻炼

    咬牙坚持苦练，为的刀前昂站，

    笑对门外死神：“刑场咱们再见！”

    **主席逝世那一天，监狱内紧张极了，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防止“阶级敌人”乘机闹乱子，对犯人调换牢房，限制活动。下午4时，犯人们被通知听广播，沉痛的声音传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全半步桥监狱一片死寂，人们当时心十分复杂，因为**在世，**集团不敢乱来，**不在了，**等人就会下手杀人了。朱亚平私下做好了两种思想准备，一是**去世后，局势会产生变化，党内正确路线将取得胜利；二是**一伙如果上台，后果不堪设想……

    10月份的报纸，每一日每一张，朱亚平都进行了琢磨，从字里行间寻找迹象。10月18日，朱亚平听到遥远的地方隐隐有敲锣打鼓声，感到十分疑惑，10月18日不是个节日呀，怎么外边人民像过节一样热闹，莫非……但他不敢想了。锣鼓持续了三天，朱亚平几夜难合眼，再看报纸形势越来越明朗，巨大的胜利，仿佛晨雾中的庐山，正在渐渐显露出它的真正面目。当在报上看到鲁迅批狄克的文章，心中就有数了。

    此时，看守们好几天不常露面，清明节前后入狱的“政治犯”们在囚室窗口与邻室互相以激昂的诗句对答，这种放肆的越轨行动，在几天前是不可思议的。战友们的心里是相通的，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要表达的意思凭着几句古诗和**诗词就能够巧妙地使对方理解。譬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唱雄鸡天下白，万家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22日晚上8点半，例行的联播节目时间到了，扩音器一打开，整个牢房都屏住了呼吸。播音员激动地声音使人们的心突突狂跳，“特大喜讯！……‘四人帮’……王、张、江、姚……”囚室中那盏红的昏暗小灯下，有的人热泪滚滚淌过脸颊，朱亚平人站立起来手扶着牢门极力想听得更清楚些，广播一完，顿时整个“k”字楼沸腾了，所有的“政治犯”从地上一跃而起出欢呼，泪水流在一起。“政治犯”们用力捶打墙壁，捶打铁门，隆隆的铁门仿佛一面面战鼓和**广场上震天的锣鼓声汇合在一起……

    建国以来，史无前例地从各个牢房里传出激动人心的歌声、口号声、鼓掌声、抽泣声……各牢房中的“政治犯”不约而同地敲响牢门。每个铁窗内挤满了人头、闪烁的眼睛，“政治犯”齐声呼喊口号：“打倒四人帮！”口号声此起彼伏：“绞死**！”“绞死张春桥！”“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尖锐、嘹亮的声音冲破监区夜空……

    囚徒一齐喊口号，拍手鼓掌，最后雄壮的《国际歌》声响了起来，所有“政治犯”都加入了合唱，歌声汇成一阵雄壮的“雷鸣”在监区上空回荡。狱方人员被这此起彼伏的歌声、口号声吓得惊慌失措，“不许喊！”“不许敲门！”这声嘶力竭的叫嚷引起了人们一阵笑声。在一刹间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在牢房之中，仿佛已和**广场的百万人民融为一体，自由地走入新的时代、新的生活……

    这一夜，徐晓失眠了，郑红丹也失眠了，“唯当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眼前、耳边仍然翻飞着红旗、笑脸、歌声……她们一遍遍设想着这次胜利的规模，设计着自己今后的生活，思绪像不可驾驭的骏马奔驰不息……她们恨不能天一亮，就走出监狱飞回到蓝天白云之下……

    10。丙辰清明天安门运动前前后后（10）

    尾声

    1976年秋冬，挣脱法西斯文化**枷锁的文学艺术顿时活跃起来。这股文学复苏的热流，先以**革命诗抄为精神灵魂，向前迅猛展。《诗刊》举办《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周总理活在我们心中》等有标题大型朗诵会，对在全国兴起的群众性诗歌热潮加以推波助澜。全民在收音机、电视机前含泪倾听，同声一哭。诗歌《一月的哀思》、《周总理你在那里》传遍大江南北。

    以丙辰“四五”为主题的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枫叶红了》，轰动全国；跟着出现了“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大墙文学”。这些作品，如《伤痕》、《在社会档案里》、《我该怎么办？》、《神圣的使命》、《枫》、《女贼》、《调动》、《飞天》等，都或多或少带有地下文学的色彩。

    新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作品是孕育于“文革”，或本身就曾经是地下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获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莫应丰）就是写于“文革”中的1976年春。《黄河东流去》是李准被流放河南黄泛区西华县屈庄“劳改”四年的产物。《东方》（魏巍，获届茅盾文学奖）、《血色黄昏》（老鬼）都是动笔于“文革”。这些当年的地下文学很自然的在解禁之后，变成了地上文学。

    新时期文学迅速展，全国文艺期刊从“文革”中仅存的《朝霞》（丛刊）、《解放军文艺》等寥寥几种，展到上千种，年行量达12亿册。《收获》、《当代》、《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到了1982年，年行量达数十万。进入80年代，长篇小说平均每年生产100部。这样大量的作品涌现，主要依靠在“文革”期间生长出来的广大读者群和一支庞大的群众性创作队伍。

    这支文学新军当然不是五六年可以建立起来的。他们中许多人受过地下文学雨露的滋养，或轫于地下文学，或本身就是地下文学的中坚分子。如：史铁生、张辛欣、陈建功（曾是大型歌舞史诗《路线》演奏员）、丛维熙（1975年曾写下最初的大墙文学——中篇《远去的白帆》）、流沙河、舒婷、顾城、杨炼、肖复兴、陆星儿、何继平、朱小平……以及电影界一批第五代的导演等。

    随着“文革”结束，文化艺术的禁锢开始逐步解禁，地下文学自然而然地被一些反映转折时代的文学所取代。原来在封建法西斯文化专治高压下自然形成的文学联盟开始分化，阵营也从此解体。

    但是地下文学并不是一下被社会所接受的。“暴露文学”就曾被冠以“缺德文学”、“阴影文学”、“黑幕文学”加以斥责。具反叛性的“童话诗”、“先锋派”由于语上的革命，也曾不为社会所接纳。同为地下诗坛的诗人，舒婷与岳重的知名度不可同日而语。直到1980年，社会才开始重视这些诗作，《诗刊》、《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对朦胧诗展开激烈论争。

    随着改革深入，国门打开，世界文化大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多元文化时代。现代哲学和文学被新一代文学青年所崇尚。这时候，再反回头来看地下沙龙在话语上的革命，其内在意义才显露出来。

    “文革”地下文学10年的展培养了文学新人，它的优良传统，如人民性、民间性、社会责任感、历史主动性，对艺术的大胆探索、对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