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娘花

该婆家族慢慢结了“情缘”。1997年刚过了春节，我“誓死不回”离家出走4年后满目沧桑狼狈不堪地返回。1998年秋，弟弟从上海某名高校毕业，回家后应邀参加该大婆已任县正处级官儿揽建的橙树林剪枝活，曾抱怨说“太累了”“以后再也不给他们做事了”。

    与我二姐同龄的隔壁家三女唯一男孩，少时学绩颇佳，得到大婆官子的大力赏识，一路有大树绿荫可挡炎热，如今据说已成为县级候补领导班子的一员。2002年，我在县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外的张贴栏上贴了《望江南》这首词后，路逢时做律师的这位邻家男。

    “仁生，你在县图书馆贴的那首词得到了馆长——我的老师的欣赏，他叫我遇见你跟你说一声，他想见你。”邻家男样子蛮热心地对我说道。

    时压稿量已达一百多万字、“《中华人更美》”已初步成形的我以为遇上了转世“伯乐”，第二天即去找了图书馆长X老师。

    “……你这篇《冬泳》作于1999年，是吗？现在早已过时了！冬天扑入河水里，人家还以为你是练‘F**’呢！”X馆长一开始本跟我谈得似乎很投机，不知哪里有人给他通了电，明显看得出他脸上表情在变化。此后，我对X老师失去了希望，这也导致我对图书馆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今年11月中旬，已在包括中国作家网在内的文学网站洋洋洒洒发文近百万字（其实，若有家亲力量支持，2008年8月我的诗歌集与短篇小说集就已出版），且在中国音乐报（国庆60周年10月刊）发表《中国作家之歌》（这并不仅仅是一首歌），又《教育献策：中小学能否新增一门“社会生活”课》获国家教育部初步认可（此乃大势所趋）之后，我怀着“休闲”之情来到已经过“装修”的县图书馆，X老师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比网吧上网价格便宜一半的电子阅览室常在我抵达时大门紧闭——原来图书馆耗国家重资“整改”后还是不过如此、依旧客意“清淡”，早已被广州图书馆“宠惯”的我明显与之不适应啊！

    局长弟弟在家城于都跟我的人缘相比具有天壤之别。这是一个以法理处世的社会，只要一个人躬耕辛作、洁身自好、力争上游，衣着破烂大龄未婚再多人冷眼非议都无所谓；相反，如果一个人蔑视国法愚弄民众，其左右、背后喽罗再多及保护伞再大都终将逃不过法律的惩罚。

    此前闻息弟弟升职，一贯红情横溢的二哥我迟到为之祝贺之余，还是得补呈上一份提醒：局长弟弟，记住，你端的是人民的饭碗。

    文学，你为谁伤悲？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谓的矛盾，即事物之间依赖与排斥共存的不如意协调性。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人是有喜怒哀乐情感最为丰富的动物，人的喜怒哀乐不具备空｜｜穴来风之能，总是与欢悲离合密切相连。喜乐欢合是人在社会矛盾斗争中的收获享受，对于推动社会进展而言，还得归功于其对立面——怒哀悲离。既然喜乐欢合只是社会发展中人所得的如意结果，那怒哀悲离就是策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这在古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就有所揭示。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对上级忠言逆耳的哲眼下属往往弄得自身像个落汤鸡，而那对上级油嘴滑舌的迂腐之辈往往倍受爱戴。同理，在文学创作上，一些绕着时弊大拐弯游戏现实的作品偏偏站得高走得前。忠言逆耳者是在冒险，针砭时弊创作者同样在冒险——稍有不慎，被揭露的披着文明外衣的蠕虫之辈很有可能就会搞个对抗性“向心运动”，蠕虫缠身有觉悟者谁都受不了，写武侠或神话或鬼怪或古人永远拒蠕虫于千里之外，甚至更得关注更得人气，比起握着新写实主义之笔胆敢批判揭露不良现实成分，与讴歌时代文化相违背的“初生牛犊”之耕作来说，机遇可能成几何级数增长，效益也多得多。

    人活着就要吃饭，像雷锋那样助人为乐不指望回报的人所以才叫“傻”，正因如此，当今社会人人伸手“利益”动口“我要”，真正的“活雷锋”才越来越稀少，甚至可望申请成为“珍稀野生动物国家特别保护品种”中的“额外”一员。尊敬的“阿红”（红日今天）同志与“活雷锋”沾不上边，可是他独具特色的“新写实主义”文笔却直接撼动着大国文坛——从《三隐士出山》到《辛教授的哲学观》，从《雷雨下的凉亭》到《义演丹星》，从《紫茉莉》到《花纸伞》，从《科长遇险记》到《我心跟你走》，从《女孩的心弦》到《侠品三绝》，从《站住，拐子！》到《“二奶”，她的眼泪往哪流》……漫天遍野飘飘洒洒，就像在红土地上下了一场大雪，耀眼之白，拒污之洁，这算得了什么，“《松树学者序曲》”而已！

    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陈毅曾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随着我国目前教育改革之声愈喊愈紧，文坛重量之笔岂能——岂忍袖手旁观？“阿红”无缘重笔，但稍稍先众“承一片文明，载一方红光”与时俱进这点乌云黑雾所不遮掩可信。

    “教警”不等于治警

    我们知道，“教警”即“教学警察”，是一种待建适当驻在中学辅助参与教学的“特种警察”。下面我们来扼要分析“教警”的社会背景：

    从公安人员行使的职能上来看，恰恰是那些违背国家教导（走犯罪路）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成了他们的执法对象，由此可见，教育部门的工作能否达成将直接牵动公安部门的日常活动：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恰恰是基础教育失效率的上升，反之亦然。

    教育在无法跟进时代之情况下，改革是当务之急。当前教育改革的重心应停在社会生活上——即教育学生认识所处时代社会背景，令其养成奋发向上的健康生活观念。学生的正确生活观念有望，培育其成才方成为可能，否则，容易成为社会的累赘。

    当然，我国教育目标旨在把每一位学子扶上正轨，并寄望其能为我国科学界做出贡献、为国争光。出于种种原因，学子们即使能够一路勇往直前，同样会留下不尽人意之处；而违背教学所愿的学子的增量明显，更衬托出教学中的“不尽人意”。教育改革是一种特殊的革命，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既马虎不得，也逞蛮不得：花朵需要阳光一天天地照耀，学童需要老师一天天地教导；花朵不可能像神话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转眼结出喜果，学童也不可能一两天就囊装天下学识而跃上世界级才坛或诺贝尔科学领奖台，一蹴而就不适合于教育事业。

    我在《教育必须为预防犯罪服务》一文中说过：“预防犯罪远胜于打击犯罪”，公安人员在社会上进行法制宣传，这既是一种预防犯罪的措施，也是弥补教育部门疏忽或漏失的一种方法——公安与教育两部门的这种亲密度并不能满足于时代需要，这对“恋人”落后的舞步节奏与时代步伐不合拍，正因为基础教育出现了“营养不良”之症状，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公安部门的肩荷加重。重庆、陕西等地“80后”黑社会老大落网，并不意味着强国天下从此可高枕无忧，并不意味着中学生们都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中学老师们言行中的“真善美”宛如套在学生们头上的“紧箍咒”——学生走出校门不入指定轨道运行者“咒”谁。国家教育可以说是“梁山伯”，“痴情”于每一个学生，巴不得每一位同学长成枝叶繁茂不怕风吹雨打的参天大树，只是有的学生就是不肯做“祝英台”，走出校门就被浑身金光闪闪的魔鬼招手吸引，难挡诱惑而误入歧途，最终搞得我公安人员加班加点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正因为我强国教育的一言一行直接牵动着公安系统之运作，窃以为：在当前基础教育遭天下有识之士狠鞭策进关头，我公安系统决不可忍心无顾，而应在原来基础上向教育系统靠近些、再靠近些。需要指出的是，建言献策只有红土有识有胆之士才会去涉足，别国人不见得就会有这种热情，惟利是图庸俗者也不见得会有这种“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或“引事上身”之气。

    我已不记得到底是在哪年哪月，到底是在哪省哪市，集市上，一名肩荷两杠一星的警察正与一位老农在推推搡搡，原因是这老农的菜担子摆在他家（也可能是他亲戚家）的商铺门口外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