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别的、单一的、理性的行为者。国家（政府）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党政的最高领导人、不同的政治派别、中央的党的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相应结构（即省、市、县、镇）。在本研究中，“国家”指的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这是考虑到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事实。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参见kennethlieberthl，governingchin：fromrevolutionthroughreform（newyork：w。w。norton&mp；compny，inc，1995）。国家的各个组成部门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包括在互联网领域的政策上也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身份。互联网在促进政治变革中的角色，取决于国家各分散部门和社会各分散团体这二者之间的众多结合点上的互动。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通常导致了意料之外的赋权和改造模式。

    由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递归性的特征，因此，在判断互联网的赋权效应时，互动战略就很重要了。国家的不同组成部门和社会的主要团体，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内使用互动战略进行互动，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这样的互动战略。笔者将会展示，一项特定的挑战是否能够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还取决于这些行为者在应对对方时所采用的战略。

    15。本书结构（1）

    本书分为七章。***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关注互联网和国家。在这两章中，笔者试图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1）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来促进信息技术的展；（2）对于信息技术展引的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领导人是如何来应对的。

    第二章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正如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背景里讨论的那样，科学和技术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构成部分。科学和技术的展，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石，“技术民族主义”是贯穿中国当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个重要主题。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政治上更具有其重要性。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依赖科学和技术来推动快速的经济展。政权的经济成就成为其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人最优先考虑展信息技术。一场新的“技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够适应全球化。

    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政府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政治后果。民族国家的建设导致了社会的不满，而互联网就成为了社会群体表达他们不满的有效工具。因此，互联网上的社会抗议和集体行动高涨，这些行为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展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一手促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展，一手应对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呢？这将是第三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管理机制，这个管理机制一方面用来促进互联网展，另一方面则用来建立互联网控制机制，以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当今世界，对互联网的管理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这个国家是自由政体的、民主政体的，抑或是威权政体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否认在特定方面对电子通讯进行管理的必要性，这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无需多，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管理机制来治理互联网。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也对互联网施加了政治控制。中国因而展了两个互联网机制：管理机制和政治控制机制。这两个机制都是由中国政府建立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机制之间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检视这两种机制及其之间的冲突，将使得我们能够观察，信息技术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

    第四章检视的是，互联网如何能够导致从政治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决于如何定义“政治变革”。在这一章里，笔者区分了两个关键概念，民主化和自由化，并展示出，即便互联网并没有能够通往中国的西式民主化，但是它通过两种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改革：在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时对它们进行赋权，以及创造机会让改革派领导人与公民社会形成隐性联盟。这一章检视的是，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互联网是如何能够帮助社会群体起集体行动，并挑战国家所实施的不合理政策的。本章也强调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些积极关联，并因此展示出互联网的相互赋权和改造效应。

    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互联网和社会。第五章检视了基于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在第四章里，笔者检视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积极的（或称相互赋权的）关联，但是在第五章，笔者将关注二者之间的一些消极关联，也就是说，互联网在一些政治域场中，对社会进行了赋权，但是没有对国家进行赋权。笔者要证明的是，互联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另一方面，民众对公共机构和国家的信任也受到了互联网的破坏性影响。公信力的下降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对国家来说也不必然是有害的。它们可以对政权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而政权则可以借机来改善自己的治理。

    16。本书结构（2）

    第六章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战略互动。我们已经成功地见证了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事例，但是我们同样也见到了失败的事例。如何来解释它们的成功或失败？笔者认为，互动战略是重要的。互联网能否赋权给社会群体，使得其能够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来挑战国家，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战略。本章检视的是，互动战略是如何影响结果的。笔者展示的是，当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与社会的不同团体之间形成一个隐形联盟的时候，集体行动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当一项集体行动被整个政权视作是威胁到自身生存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坏的结果。

    最后，第七章总结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现。对科学技术展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本章试图提供一个总的概述。论述的重点放在互联网的相互改造本质。本章所展示的，并非是互联网本身（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息技术），而是国家（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不同团体之间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互动，创造了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在推动政治变革上，社会…经济力量是主要的行为者。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这些社会…经济力量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力的资源。在这一章里，笔者先明确中国政权变革的一些主要方案，然后检视互联网能够在每种方案里扮演什么角色。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信息技术是建设民族国家努力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一方面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挑战国家的新型集体行动创造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国家和社会在这个平台上竞逐权力。在一些域场，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赋权，而在另外一些域场，只对其中一个进行赋权。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对社会群体而，它是组织集体行动的一个工具；对国家而，它是管理和控制社会群体互联网行为的一个工具。国家和社会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的互动，改造着双方，并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动力。

    1。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1）

    本章将在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检视信息技术的展。***科学和技术的展，是当代中国国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