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或缺的组成部分。笔者试图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就民族国家的建设而，科学和技术的展长期以来根植于中国精英的思维观念中。换句话说，它是中国精英对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设的一种思考方式。对中国的精英而，科学和技术是工具性的，是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工具。第二，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政策和实践，更多是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这在信息技术的最新形式（即互联网）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如何来解释信息技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一些学者通常援引一些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1991年8月反对苏联政权的运动。在这次事件中，莫斯科大学的教员们利用电子邮件向全球社会通告和更新信息，避开了苏联政府的审查手段。国内力量与国外力量进行联合，从而能够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施加影响，并帮助和平解决了这场政治闹剧。不必说，大家也可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苏哈托（suhrto）政权被推翻的事件。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科学界的活动和联络（例如学术界对电子邮件的利用）影响了政治事件的形态，并导致了政治变革和民族国家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然而，根据德罗里（drori）等人的观点，这样来解释科学与政治开放之间的关系，太过狭隘了，因为它将科学家特定的行为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非强调科学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的普遍性影响和文化性影响。gilis。drori，johnw。meyer，frnciscoo。rmirez，ndevnschofer，eds。，scienceinthemodernworldpolity：institutionliztionndglobliztion（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3）。

    根据德罗里等人的观点，“科学作为现代思想的权威声音，造就了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秩序。”ibid。，p。268。换句话说，“科学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文化脚本，使民族国家照其行事或支持行动……民族国家的行为者/代理人角色，约束了其自身，让其向达成社会目标迈进。在它们（民族国家）探索达成这些目标的成功路径时，它们依靠的是可获取的文化脚本。”ibid。，p。278。

    正如之后将会论述的，德罗里等人所称的“文化脚本”，事实上反映在了中国政治精英努力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思维观念中。文化脚本帮助中国的精英获得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应该是怎样”的知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是基于他们观念中的民族国家的成功模式。就这一点而，科学和技术帮助他们将中国民族国家的框架合理化和标准化。

    这样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指引着中国领导人展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后**时代的中国，信息技术的展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而，变得尤其富有意义。信息技术不仅被视作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最现代的指针，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现代性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还被认为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根核心支柱，而经济增长是执政党（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由于“德先生”（民主）的形象模糊不明，“赛先生”（科学）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领导人对信息技术的展如此关注。

    现代中国的“科学”思维观念和技术民族主义

    当各种论述中提及现代国家的时候，它们通常指的是源于西方、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谈论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之时，几乎不可能不提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贝特朗·巴迪（bertrndbdie）所认为的，全球化是政治秩序西方化的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制度的建立，（它的）趋向是统一其规则、价值19和目标，同时要求将全人类整合进自己的中心。”bertrndbdie，theimportedstte：thewesterniztionofthepoliticlorder，trnsltedbycludiroyl（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2。因此，在讨论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努力展现代信息技术之前，笔者将先简要地察看一下，在中国的精英努力建设民族国家时，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选择的，一种“科学”思维观念又是如何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形成的。

    2。信息技术和民族国家建设（2）

    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的扩张塑造的。***欧洲的扩张导致了古老的、非欧洲形式的国家间联系类型的瓦解。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些关键特征——政治权力的集中、国家管理的扩大、领土规则、外交体系、正规军的出现、常备军——成为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媒介手段，先是欧洲国家的海外经营能力，这种能力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以及能够进行长远范围导航的海军力量。stephend。krsner，sovereignty：orgnizedhypocris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nddvidheldndnthonymcgrew，dvidgoldblttndjonthnperrton，globltrnsformtion：politics，economicsndculture（stnford，c：st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自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得不追随欧洲的模式。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民族国家在许多意料不到的维度上呈现了结构性的相似，并且以意料不到的相似方式在生改变。正如约翰·迈耶（johnw。meyer）和他的同事现的那样，民族国家是借鉴世界层面内的模式而推理出来或想象出来的共同体。johnw。meyer，johnboli，georgem。thomsndfrncisoo。rmirez，“worldsocietyndthention…stte，”infrnkj。lechnerndjohnboli，eds。，theglobliztionreder（blckwellpublishers，2000），pp。84…92。他们进一步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全球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是通过文化和联系过程来建构和宣传的。这些模式以及它们所反映的意图，是高度理性化的、明确表达的，并且通常具有令人惊讶的共识性。全球性的模式规定了地方行为的议程并使其合法化，它在理性化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里（商业、政治、教育、医疗、科学，乃至家庭和宗教），塑造了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行为者和地方行为者的结构和政策。ibid。

    因此，正如在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精英们选择了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技术层面，而不是选择重视其民主层面。换句话说，在引导现代中国的展上，基于科学思维观念的技术民族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展起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自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儒教国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尽管有着不同朝代的兴衰更替，儒教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保持不变。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摧毁儒家帝国秩序的正是西方的强权力量，这种新力量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政治和经济20组织，以及不间断进步的革命性视野。面对这种力量，纯粹的中国传统无论多么自信，也无法比拟。正是西方强权力量的到来，开启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

    科学和技术思维观念的展，反映在自清朝中叶以来知识分子对有关民族国家建设的论述话语的改变。当现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来到中国，西方在科学和技术上的优越性便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试图将（西方的）这种成就纳入他们的文化中去，另一方面也依然相信，他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是牢固的。这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1837…1909年），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对他们自身的传统变得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在里头找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开始相信，传统只是一个绊脚石，它阻碍了任何迈向未来展的脚步，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