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1…82页和第113…114页。

    当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主持工作之时，他从**手上继承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似乎在**时代多轮的政治运动之后严重地疲惫了，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在经济上，它也不再能够为民众提供产品。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连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也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中，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深深扎根。

    中国**如何能够重新获得它的合法性呢？一个主要的方法是致力于经济改革。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先进行了农业改革，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启了工业改革。最初的这些改革很快就取得了成功。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论述，参见brry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值得注意的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国家经济展上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科学界在决策中变得富有影响力了。crolleehmrin，chinndthechllengeofthefuture：chngingpoliticlpttern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改革陷入了“集权…放权…再集权”的恶性循环。nughton，growingoutofthepln。来自利益集团的抵抗非常强大，社会不满也变得很明显。为了克服这些抵抗并寻找到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论述了为什么政治改革对中国经济的继续改革非常重要。他指出，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许多讲话都触及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例如，参见邓小平：《政治上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以及《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均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第176…180页和第213~214页。我们很难质疑领导人关于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真诚态度。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改革成为了一个重要议程项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激烈的辩论中，讨论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以及如何能够开展这样的改革。

    8。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3）

    无需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邓小平来说，进行政治改革是为了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效率。他通常将“民主”解释为经济放权，相信放权将会促进经济效益，因为党政干部将能够科学和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

    先不论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政治改革是由高层启动的，并由他们进行掌控。高层设法鼓励社会群体加入有关政治改革的激烈辩论，但是只限于在内部。

    20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幕，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来说，26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革命经历上，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这样的资历。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出邓小平所设立的展框架。在中国内外生的事，依然指引着领导人选择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先，他们注意到，1989年生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放松了政治控制的结果。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层随后加紧了政治管控。

    其次，苏联和东欧地区的**政权在20世纪90年代初崩溃，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中的这一观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民主化，不仅导致了那里的**政权崩溃，更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生的事，对中国的领导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那时起，

    中国领导人们谨慎地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避免生类似的混乱局面。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成了领导人的头等大事。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的领导人足够务实，也极富想象力，他们总结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抗议的兴起，是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对民众开放政治空间。前者导致了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并导致了政权丧失了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而后者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渠道来推翻党和政府。有关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参见wnggungwundzhengyongnin，“introduction：reform，legitimcy，nddilemms，”inwnggungwundzhengyongnin，eds。，reform，legitimcynddilemms：chin‘spoliticsndsociety（singporendlondon：singporeuniversitypress&mp；worldscientific，2000），pp。1…20。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的噩运，领导人采取了两个主要的办法。第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这使得政府能够持续地为民众提供经济产品，并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第二，政权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因此它设法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途径。中国领导人相信，经济变革会导致社会力量的崛起，但必须是由执政党来赋予社会力量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在政治上将无为而治。相反，执政党需要调整其27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然而，这样的调整将是由高层起的，是独立于任何社会力量的压力之外的。

    科学和技术的展被视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并因此与政权的存亡紧密相连。学者们观察到，中国新的科学和技术展战略，始于权力从邓小平向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的政治过渡期，即从1989年6月**后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时结束。在这段时期里，政府起了国民经济信息化项目。在“十五”计划中（2001…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在战略上受到了高度的重视。xiudindi，“ictsinchin’sdevelopmentstrtegy，”inchristopherr。hughesndgudrunwcker，eds。，chinndtheinternet：politicsofthedigitllepforwrd（londonndnewyork：routledgecurzon，2003），pp。8…29。

    9。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新技术民族主义（4）

    科学和技术的思维观念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中最为明晰地表达出来，即“科教兴国”战略朱丽兰等编著：《科教兴国：中国迈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这一战略的论述，参见congco，“strengtheningchinthroughsciencendeduction：chin‘sdevelopmentstrtegytowrdthetwenty…firstcentury，”issuesndstudies，38：3（september2002），pp。122…149。。**重申“科研和教育都是国家优先展的战略重点，必须纳入中国所有的展战略中去”，他还指出“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以及资源和环境研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展至关重要”。“scienceinterview：chin’sledercommitstobsicreserch，globlscience，”science288（june16，2000）：1950…1953。说**是中国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一位关键政治人物，一点也不夸张。**重视展信息技术，也是出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对信息技术的宽泛知识。他受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专业。20世纪80年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