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花:女性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等待了四五秒钟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两周之后；而我们结婚的日期正好是在这之后的第八个月。（要不是订制一件婚纱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等不了那么久呢。）我们将永远感激丽兹和道戈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从未想到，一个婚礼会促成另外一个婚礼。

    马樱丹舞会

    洛丽·沃恩特·艾伦　　那时父亲还是得克萨斯州农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一学期上24个课时的课，通过在一个叫做“马铃薯饼店”的地方打工来支付大学的费用。马铃薯饼其实就是油炸圈饼，只不过它是用马铃薯粉做成的。　　父亲每天清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把干净的报纸铺在地上，接着清扫落到地上的油脂和面粉。那年秋天，父亲总要跪在地上，从《金斯韦里记录》上撕下一页一页的纸。一天晚上，他迷迷糊糊的目光落在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上。这个女子被称作当地农业局美丽女皇。在父亲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张天使的脸。他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从纸上剪下来，对折了一下，塞进了他的钱夹。　　转眼，六个月过去了。四月的一天，一个学生会的同学问父亲：“嘿，达雷尔，你去参加盛大的马樱丹舞会吗？”　　马樱丹舞会是那一学年最大的交际盛事，但对于一个费尽千辛万苦来支付学费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这也是一个价格不菲的舞会。　　“嗯，”父亲一边回答着，一边从钱夹里掏出那张照片，“要是你能让这个女孩儿作我的舞伴，我就去。”　　“爱普西？没问题，我跟她是老相识了。老兄，你必去无疑了。”　　舞会那天，天下着雨。达雷尔从课堂匆匆赶往工作的地方，不慎把钱夹掉在了一个水坑里，爱普西的照片被水浸透了。他很是悲伤了一阵，但接着想起，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微笑着的年轻小姐本人了。　　这次由别人安排的初次约会（至少对爱普西来说是这样的）就像你听过的童话故事一样。他们跳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舞。达雷尔觉得爱普西本人比照片上的她还要美。爱普西当时还在念高中，必须得赶在午夜之前回到家中。达雷尔陪着她走到她家门口，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说他很快就会打电话给她。他当时并未告诉她，当晚爱普西冲他灿烂一笑之时，她就从他钱夹里的照片上走进了他的心底。　　14个月之后，达雷尔和爱普西订婚了。报上登出了照片，就是一年前达雷尔从纸上剪下来的那一张，因为那是他的最爱。　　7月13日，是个星期五。尽管人们纷纷反对，说他们还太年轻，又信仰不同的宗教，再说在那样一个日子结婚太不吉利，但他们的婚礼还是如期举行。　　40多年过去了，“马铃薯饼店”已不复存在，而我父母却依然相厮相守。我想对你们说，我长得跟我美如天使的母亲很像。但是，我从他们那里继承的爱的遗产比那重要得多。　　不论几月份，只要那个月的13日是星期五，我们家就会庆祝一番。而父亲仍然随身携带着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有着深深的笑靥和天使般的眸子。父亲说，遇上母亲是他一生的幸运。　　每一个真实地对待生活的人都会热爱纯真的爱情。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宽容大街”（1）

    霍莉·菲茨哈丁　　我低头看着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笔迹，觉得墨水仿佛开始流淌起来，流淌成一条泪水和雪花混在一起的河。寂静笼罩在我的周围，这寂静无边无际，大片大片沉甸甸的雪花不停地从冬日纽约市的天空飘落。　　我的心正忍受着爱和渴望的煎熬。我回想起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信中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到达尼加拉瓜的情景，洋溢着他永远乐观的个性。　　我最最亲爱的。信的开头总是这几个字。我最最亲爱的。我想你想得发疯，但愿你一切都好。我在这儿觉得十分受人欢迎。我的“诊所”就是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房间里摆了一张床、一张木桌和两把椅子。不幸的是，这里总是病人不断，不过，正因为这，我更为自己来到这儿而感到高兴。这儿还有一位医生恩瑞克。他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能听懂我那一口蹩脚的西班牙语！我一直在跟他讲关于你的事情。我每时每刻都盼着赶紧见到你。爱你的史蒂文。　　我和史蒂文相遇在南非。当时我正在那儿拍摄一部关于种族隔离的纪录片，而刚刚从医院实习完毕的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叫作“无国界医生”的组织。我对他一见钟情。他高高瘦瘦，浑身散发着稳重和纯真。他的笑我也很喜欢。他常常笑，一笑起来，他那双常常充满疑惑的眼睛就变得炯炯有神，即使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常常在他们在索韦托凑合着搭建的诊所里望着他。我总能在那儿看到他，他的坚持直接源自他的心底。他相信他人，而更重要的是，他对他们都寄予希望。　　那是一个星期二，他问我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黑人家园”，我好不容易才获准去那里拍摄。我同意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们一起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在坎坷的路上颠簸着，这一切注定了我们的友谊。我常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于是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我们跟他们有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默契。　　他回到纽约后，我们继续保持通信往来。我再次踏上行程，去南美洲为“消失的事物”采集故事素材。我发现自己总是很迫切地等待着他的来信。信很长，语气很亲密，就像是我们俩在谈话一样。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慢慢了解了对方，而且，恐怕也了解了我们自己。当我终于回到纽约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史蒂文所在的医院找他。　　一个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站在那儿，他脸上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真希望我能捕捉住那一刻，把它像香水一样瓶封起来。他径直朝我奔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拥进怀里，给了我一生中最长、最甜蜜的吻。虽然我从未怀疑过他信中的话，但那一吻让我明白，我们只属于彼此。　　我们来到一家小餐馆，那家餐馆以家常菜为特色，想念母亲做的肉馅糕的学生们常常光顾此地。那晚我觉得无比快乐，就像是好友相伴时的那种感觉。　　我想我最爱史蒂文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喜欢谈话而不是看电视。他告诉我，我们在一起一定很般配，因为医生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而艺术家则可以医治人的灵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热爱摄影的人，就像他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一样。　　我们一起在“宽容大街”上找了一家公寓。他很喜欢这条街的名字，觉得它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因为他相信，我会以我的宽容来容忍他没有定点的生活，而同样，他也会容忍我“艺术家的脾气”。这倒并不是说，他从未抱怨我情绪忽好忽坏，“只是我要避开你的那个地方在百万英里之外，我没法去。”然而就在我们相遇后的第二个圣诞节之前，他决定去尼加拉瓜一个偏僻的村庄。　　当时我们正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孩子们用一条条的金属箔和他们的画装点了走廊那浅绿色的墙壁。　　我问他为什么要走。　　“为了钱。”他找了个借口。　　“好吧，”我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过得很愉快呢。”　　“我一走，这儿就会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不是总说，如果你能帮忙的话，你会帮的。不记得了吗？”　　他问得我哑口无言。我提醒自己，每次我要离开去继续搞某个项目的时候，他虽然很为我担心，但从未反对过。于是我只好问：“什么时候离开？”　　“二月份。”　　“好吧，”我说，“我想我们最好开始给你补一补西班牙语。”　　“吻我一下。”他说。　　我用西班牙语纠正他说：“吻我一下。”然后吻了他。　　我们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我最最亲爱的。我最终让每个人都喜欢上了我，虽然他们不是被我的医术所折服，而是因为我在另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修好了他们的发电机。当好几座房子里的灯亮起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