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的自白 第 2 部分阅读(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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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丝毫没有觉得大粪臭,丝毫没有觉得粪坑脏,丝毫没有觉得谁该先上的问题。幸好,在我迟疑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我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 我始终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这种优越与生俱来,从小与我玩耍的孩子根本不能和我比。我总是住着当地最好的房子,在烟台,我家就是以前的美国领事馆,上下三层,光厕所就有六七个。我从来没有尝过“饿”的滋味,在别的孩子眼里极其珍贵的水果糖,我经常吃,还嫌硬。在家里时,有保姆和爸爸的公务员照顾,我从来没有干过家务活,更没有体验过苦累的滋味。我这棵在温室里长大的苗苗,突然面对掏大粪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迟疑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所谓环境锻炼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当时有谁犹豫一下,我可能比他更迟疑,更怕脏更怕苦。但别人都没有,只有我!在部队里,怕苦怕累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我终于跳进了粪坑。奇怪,大粪并不臭,也不觉得脏了。我用瓢使劲地舀呀舀,干得挺欢。渐渐地,用瓢舀不起来了,我就用手去捧。当一接触那软软的粪便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一种比黄金还宝贵的感觉。
第二节 我是一个“娃娃兵”(2)
人生有很多方式开头,军旅生涯应该是我人生的开始,万没想到,我的人生是从掏大粪开始的。部队真是一个锻炼意志的地方,我在连队工作了8年,其中有6年时间都在打山洞。挖了多少土石方,走了多少路,穿烂了多少鞋,磨烂了多少手套……我只觉得很多很多,如果有心把这些数字一一记下来,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若干年后,有一位部队首长来视察,他感慨万千,说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扛过一座小山。他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左肩骨骼发育正常而右肩早已被重担压平,拍片出来看就是畸形。 8年来,我没有一天身上没有伤,每年都要牺牲若干战友,但我没有退却,没有喊一声苦,没有叫一声累,我不可思议地坚持下来了。后来,我在北京301医院治病的时候,一位医生得知我是高干子弟,还在连队挖山洞,他由衷地感叹:“军以上干部的子弟在连队工作超过8年的绝无仅有,没想到你是。”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是大军区正职了,这个职务的待遇相当于政府副总理。 我一直以为,苦难是一本大书,也是一笔财富。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在连队挖土而羞愧叹息,相反,我觉得苦难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苦难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它让我身上陡然有了很多优良的成分。部队给了我不依赖他人顽强向上的精神,给了我勇于吃苦和善于吃苦的精神。我就像顽石上钻出来的小草,虽然很艰难,但我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时常对朋友讲,人不专门找苦吃,但吃过苦的人,才能确知苦的滋味和甜的可贵,才能更好地成就社会。痛苦对于怯懦者是灾难,对于有志者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有了吃苦经历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我从事私人侦探之后,有很多人前来拜我为师,也想尝试一下这极富刺激性的工作。我总要问他们这样一句话:“你能连续两昼夜不合眼吗?”这句话往往会把他们问住,在他们不置可否中,我会轻言细语告诉他们:“你还是去干别的吧,这个工作不是‘人’干的。”
第三节 我是再生人(1)
你听见过骨头与骨头摩擦的声音吗?你看见过把血管切开,强行往里面灌血的场面吗?你听说过汽车翻下山岩,奄奄一息的司机用后视镜反射打火机的火光求救的事情吗? 在连队时,战友之间私下开玩笑,有人说我不是农民子弟。当时,我急了,觉得很耻辱很窝囊很不服气,我马上义正词严地反驳:“我祖上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比你爷爷还农民!”然后,我会给他们讲我家的故事,给他们讲我爸爸为什么要走上革命道路,讲父母的那些惨烈的战斗故事,听得他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不管是何等出身,只要你有勇气面对苦难,只要你有革命的理想和战斗的豪情,你就会比别人优秀和出色。我15岁当兵,15岁就当班长,17岁入党,19岁提干当排长,23岁当团参谋。我用我的青春和吃大苦的精神,诠释了一个道理:高干子弟并非都是孬种。 上岛两个月后,中苏关系紧张起来,全军都在大比武。我们这些挖山洞的兵们也放下了铁锹和钢钎,拿起了钢枪进行各项军事技术操练。我们当时属于“机炮部队”,同时也要操练步兵的各项技能。 全连有129个兵,还有很多当了5年的老兵,15岁的我与那些大哥哥比起来,毫不逊色。步兵的“六项技术”比武,我拿了5项第一。除了“土工作业”之外,我全部拿了第一,这让所有的兵哥哥都刮目相看。其实,这些科目我早就熟悉,因为打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战争),我曾被迫在警卫连当过几个月的“实习新兵”,住在我家门前的警卫7班宿舍,哨位就在我家门前,和其他战士一样接受军事训练,虽然这对我来说几乎是变相的军事管制,但是由于与我的理想和兴趣相合,所以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段时间的管制,跟大胡子张连长学了不少真本事。 由于我的军事技能优秀,连队在我入伍几个月后就把才15岁、骨头都没有长硬的我推上了班长岗位,让我管11个比我大很多的兵。 当就当嘛,一个小小的班长有什么不能当的呢?在家时,我还是40个孩子的司令呢!话虽这样说,这个“班长”与那个“司令”不同,这是革命工作,是历史责任。我得组织全班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军事训练,安排农副业生产,站岗,查哨,集合,整理内务(床铺),做政治思想工作,包括忆苦思甜……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要负责,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可我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呀。 1969年6月24日,在一次擒敌拳训练当中,我做的“擒拿”动作既规范又标准,这让很多老兵不服气,他们轮番上前与我较量。尽管我累得不行,但我必须要坚持下来,在与一个老兵斗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左腿“喀嚓”一声,钻心的疼痛使我当即昏迷,我的左腿骨折了,前十字韧带断裂了。我悲惨地倒了下去。 这次受伤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它让我成了叁等甲级伤残革命军人。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上是这样描述我的伤情的:左膝内侧半月板损伤,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髁间棘撕脱骨折,已行半月板切除及骨折片内固定术。现左侧股四头肌萎缩较右侧细2厘米,左膝关节活动受限。 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伤情如此严重,以为是一般跌打损伤而已。尽管很痛,但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战友们都说没有事情,过一会儿就好。就是这种不在意,让我没有做任何检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依然在挖山洞和军事训练中处处争先。由于没有半月板的支撑作用,我的大腿和小腿的骨头直接发生摩擦,小腿骨头还得支撑起身体的重量。 多少次,我在挑土石方和军事越野的时候,我听到骨头和骨头的摩擦声响,痛得钻心,痛得我真想把腿锯掉。那种折磨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明明我是断腿之人,还得装着没事情一样,与战友们一起挑呀抬呀扛呀,其中的痛苦只有心里才知道。一干就是5年,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已经瘸了起来。连队也觉得可能是大事情,不治不行了,便让我去北京彻底检查检查。 一进医院,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中国的骨科研究所设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时国家卫生部的负责人为我介绍了专家,他们都表示“不可做手术了”。后来,我国医学界泰斗、著名骨科专家,301医院的陈景云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后,果断决定住院手术。在手术室里当我的腿被切开组织,暴露创面之后,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的骨头把半月板完全磨烂了,烂得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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