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的地下文学(全本)

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后来在《起诉书》中升格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此外还兼有一项“媒婆”的恶谥，因为他促成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婚姻；

    书中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

    书中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书中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

    不仅如此，他们又给我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罪名。后来在《起诉书》中也确实是这么写的。

    对张扬的“起诉书”，是以长沙市公安局的名义提出的。下面摘抄这份“起诉书”的有关内容——

    “……特别是1973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彻底摧垮，他们的‘叛徒哲学’、‘天才论’等反动谬论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张扬出于其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写出反动小说《归来》第六稿，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产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心也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起诉书还倒打一耙，诬蔑《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诉书还指摘张扬“攻击中央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还有许多“罪恶”，堪称“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诉书要求“严惩”。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扬的命运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转变。

    1。爱情文学与性文学（1）

    禁区——“文革”中的爱文学

    在

    “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海港》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

    地下文学对爱禁区的突破

    在地下文学中突入爱禁区的作品并不罕见。在爱方面，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犹豫。

    《第二次握手》在扉页上笔录了恩格斯的语录：“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作者为自己写爱生活的重要辩护。

    “我已做了保证，我一定对你好！”苏冠兰紧紧盯住叶玉菡，激动地说：“我反复想了，我一定要好好地，真心实意地爱你：当然，我不是为了执行爹的遗嘱，而是你二十多年来的行……”

    “哎哟！”叶玉菡低低地惊叫一声，一个踉跄摔倒了。原来她无意中绊着一块石头。苏冠兰惊骇地俯下身来，一把抱住叶玉菡，焦急地连声喊道：“玉菡、玉菡！摔着哪儿啦？”

    叶玉菡闭着眼，脸色苍白，她的头无力地依偎在苏冠兰腮边。他俩几乎从来没有依偎得如此亲密过，以致苏冠兰可以明晰地感触到叶玉菡身上淡淡的芳馨，可以数得清玉菡鬓角上的根根白，以及她苍白面孔上条条浅细的皱纹。是谁使这位纯洁善良的女性从精神到**上受了如此深重的创伤？是谁使她过早地衰弱、苍老？

    叶玉菡的父亲与苏冠兰的父亲是同窗，叶玉菡之父临终托孤，并且与苏冠兰的父亲为一对儿女“订下婚约”。叶玉菡从小寄养苏家。叶玉菡与苏冠兰一同读书两小无猜。苏冠兰爱上丁洁琼后，在其父压迫破坏下，被迫赌气同意与叶玉菡结婚，却要对方等二十年。而叶玉菡“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爱”，然而，她也没有过分迫切地接近和追求苏冠兰。她变得更加沉默、温柔、寡……

    2。爱情文学与性文学（2）

    作者不仅在苏冠兰面前构置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姐”，而且还设置了一个拨乱其间、搞阴谋诡计的“小人”——查路德神甫，一个帝国主义特务，也为叶玉菡设置了一个学绘画的年轻追求者朱尔同，还有党的地下工作者关山巍“穿插”其中。小说中，苏冠兰写信给丁洁琼：“琼姐，我亲爱的琼姐！在这封信的末尾，请允许我写一句冒昧的、然而也是真挚的话吧：当不久后我们重会的那一刹那，我一定要紧紧拥抱你！那时啊，你一定会用温柔的手为我拭净夺眶而出的泪花，用爱为我弥补心灵上的创伤，用欢笑为我染黑开始变得灰白的鬓……”

    苏叶两人的关系以“两次握手”悲剧性的结束。这部写爱的小说，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感到过分夸张，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文革”时代千百读者的心。

    对地下文学来讲，爱主题的表述从来没有休止过。对爱伦理的开掘，也并不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著）所开始的。“文革”时代的地下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诸多方面并不比“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逊色。在爱题材上，既有让读者沉醉其中的作品，也不乏冷静得令人战栗的小说。

    中篇小说《波动》讲述了北京下乡知青杨讯与肖凌的爱。

    “她从书包里掏出蓝皮笔记本。‘带上吧，答应我，等车开了再看。’

    我默默地接过本子，紧紧抓住，好像怕被风吹走似的。”

    ——《波动》

    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友爱”，仿佛是